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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仅从主旨、焦点、人物、形式、风格及语体等方面来粗略扫描西方“悲剧戏剧”史，就发现西方悲剧从古到今不断变化。但并不能因此就说这些“悲剧”没有相通之处，因为既然某些作品或事件而非其他被学界及民众总用或通常用“悲剧”这一术语来指称，那么它们总有某些相通之处。西方一些学者清楚地看到了这点。例如，克利福德·利奇(Clifford leech)认为：“在本质上，它们相互一致。”⑨理查德·B·西华尔(Richard B.Sewall)认为“它们都在同一个深渊上展开”⑩，也即“悲剧”是人应对困境或时代危机的一种方式。尼古拉斯·布卢克(Nicholas Brooke)在《莎士比亚的早期悲剧》(1968)中指出：“在相当宽泛的‘悲剧’术语中，存在着一种可能性的范围，一种明确而特殊的范围。”(11) 那么，这个“悲剧”的相通处或“明确而特殊的范围”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用什么概念来表达它呢？古希腊人已经意识到了这点。据公元6世纪拜占廷时的文献《舒达》(Souda)记载，公元前600年左右，科林索斯诗人阿里昂(Ariōn)在写作时用了tragikos tropos，这可能指某种后来为悲剧所吸收的音乐形式或处理音调的方式。显然，此时的古希腊人已经把握了人的情感与乐曲音调乃至悲剧合唱歌之间的关系。据信索隆(阿里昂的同时代人)说过，阿里昂是写作悲剧或具有悲剧性质的作品(drama tēs tragōidias)的第一人(12)。“悲剧性质的”这一形容词态，表明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人已经意识到“悲剧”中有一种相通的东西，即“悲剧性质的”(tēs tragōidias)或者我们今天所说的“悲剧的”、“悲剧性的”(tragic)。另据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西库昂地区有一种追祭逝者的合唱歌Tragikoi khoroi，内容以描述阿德拉斯托斯(Adrastos)或者后来的酒神狄奥尼索斯遭受的苦难为主(13)。从上面所引证的材料来看，古希腊人当时所理解的“悲剧的”或“悲剧性的”主要是指一种苦难性情感。另外，从效果来判定某一对象是否为“悲剧”是人类较普遍的情思习惯。亚里士多德认为引发观众的怜悯与恐惧是悲剧的“特有效果”。拉辛在《〈贝蕾妮斯〉前言》中说：“在悲剧中……其总的效果表现为一种构成了整个悲剧快感的崇高的悲痛，这就足够了。”(14)狄德罗也认为，剧中有“恐惧、怜悯或其他强烈的感情的激发”的属于悲剧(15)。将“悲剧的”或“悲剧性的”这一形容词态内涵固定下来的是丹麦学者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他创造了一个名词性术语“悲剧性”。克尔凯郭尔在《古代戏剧中的悲剧性在现代戏剧中的反映》[见《非此即彼》(1843)上卷]中提出：古今悲剧的联系纽带是“悲剧性”，它是悲剧的本质，是一出真正悲剧的决定因素和必备条件(16)。在这里，克尔凯郭尔对“悲剧性”做了“本质”式理解。笔者认为，“悲剧性”是使一部作品或事件成为“悲剧”的东西，但“悲剧性”与本质主义所理解的“本质”不同，它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性”，由许多特征组成而非由固定的形式或内容组成，某一作品或事件不会因为缺少某一点而被逐出悲剧体验的地带。 “悲剧性”的情感特质为人们日常的悲剧性体验所印证，也为许多学者所肯定。克尔凯郭尔认为，“悲剧性”在古代是极具情绪反应的“忧伤”，在现代是极具反思性的“痛苦”(17)。英国新黑格尔主义者布雷德利(Andrew Cecil Bradley)也暗示“悲剧性”是“一种痛苦”(18)。乔治·斯坦纳将“悲剧性”体认为一种“感觉”(19)，雷蒙德·威廉斯视“悲剧性”为一种“经验”(experience)(20)或一种“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21)。苏联学者格·尼·波斯彼洛夫认为，“悲剧性”“是文学作品激情的种类”，是一种情致(22)。现在的《简明牛津词典》(1982)解释“悲剧性的”为“十分悲伤的”“痛苦的”“苦恼的”“悲惨的”(23)。伊格尔顿在《甜蜜的暴力》中也指出，“悲剧性”是一种“情感结构”(24)。 可见，“悲剧性”是一种情感，人的最基本、最持久、最浓厚的情绪情感之一，而人的情感中蕴含着认知因素，“悲剧性”体验也含有信仰、价值、观念、爱好、理想等所制约的认知因素，且不可弥补的缺憾感是其核心。 古代中国虽然没有“悲剧”或“悲剧性”这些术语，但古代中国文人的笔下却充斥着大量吟哦哀、伤、怨、忧、愁、冤、怒、愤、苦、惨、悲的戏曲作品。因而，在“悲剧性”视野里，中西文化及艺术具有相通性，“悲剧性”贯穿了古今中外一切对人的生存和存在状况给予深切忧虑和真诚关注的悲剧性作品，“悲剧性”成了文化的连续性、人类基本情感及其表征的相对稳定性和相通性的一个例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