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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钱南扬一生的经历来看，他可以称得上一位纯粹的学者，与其同门任半塘、卢前等人不同，他没有参加过多少社会活动，也从未加入过任何党派，始终过着一种平淡、安静的书斋生活。尽管在生活中也曾遇到不少坎坷，但他均能泰然处之，平静对待，正如其同门王季思所概括的：“南扬先生是一个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受多大的委屈他都不说话。”③ 平淡、安静的人生尽管在一些人看来似乎单调了些，也缺乏人们所期待的那种传奇色彩，但它对一位纯粹的学人来说，却是一种难得的理想人生境界，这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得到，或者愿意这样做。毕竟人的一生受到的诱惑太多，想做的事情也不少。钱南扬在学术研究上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显然与这种心无旁骛、甘心坐冷板凳的治学心态是分不开的。从前辈学者的身上，不仅可以学到为文，更能学到其为人。 钱南扬一生治学正如其弟子张新建所概括的，主要涉及四个领域或中心：“①以《谜史》为中心的民众艺术研究，如《市语汇钞》、《从风人体到俏皮话》(《汉上宧文存》)；②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研究；③以宋元南戏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戏曲史研究；④以汤显祖‘临川四梦’为中心的明传奇研究。”④这四个领域或中心从表面上看起来差异颇大，但彼此间实际上有着一种内在的关联，那就是它们同属民间文艺。由此可见其治学兴趣和范围之所在。要了解钱南扬的这一学术选择，必须从其所受的教育和学术渊源讲起。 与其同门任半塘、卢前等人一样，钱南扬也是在新的高等教育和学术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一代学人，其治学兴趣的培养和研究对象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时代文化因素的重要影响。钱南扬在北京大学预科和国文系读书的六年期间，以提倡白话、改良文学为诉求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展开，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影响所及，那些饱受歧视的小说、词曲等民间文艺走进大学课堂，成为具有现代学科特性的专学，一批年轻学人受此时代学术新风的影响，开始致力于民间文艺的研究，将其作为终身不辍的事业，以治经史的功夫进行研习，取得了丰厚的成果，成为这些新兴学科的开创者，对20世纪学术研究的良性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钱南扬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 早在嘉兴省立二中读书的时候，受老师刘毓盘的影响，钱南扬就已对戏曲怀有浓厚的兴趣，“开始产生研究戏曲之意”，并为此作了积极、充分的准备。“每逢暑假回家，参加家乡的曲会，从事唱曲”。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常常听到刘毓盘提起吴梅的曲学“如何精深、藏曲何等丰富”，“心中十分羡慕”⑤，但此时还没有得到当面请益的机会。 钱南扬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先后选了许守白(之衡)先生的戏曲，及与戏曲有关的刘子庚(毓盘)先生的词史、钱玄同先生的声韵学、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等”，在唱曲方面，刘毓盘还为他“介绍了二位笛师，每星期唱两次，又介绍一位票友，教我串演，直至勉强可以登台”⑥。这些课程的学习和准备为其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更为重要的是，钱南扬由此培养了浓厚的学术兴趣，这也影响到其日后研究对象的选择。 与任半塘、卢前等人不同，钱南扬在北京大学由预科转入正科的时候，著名曲学大师吴梅已结束其五年北大执教生涯，悄然南归，到东南大学任教。他未能获得在课堂上亲耳聆听教诲的机会。后来，经刘毓盘的介绍，钱南扬终于如愿拜在吴梅门下，成为私淑弟子。 为了研究曲学，钱南扬曾专程到苏州向吴梅当面请益，得到了这位曲学大师的热情接待和悉心指点，他还亲自把钱南扬的行李从旅馆拿到自己家里。此后，钱南扬多次住在吴家，得以饱读奢摩他室、百嘉室的珍贵藏书。对这段难得的求学、读书经历，钱南扬是这样描述的：“先生不仅待人诚恳热情，没有架子，而且在学问上，也循循善诱，有问必答，悉心指教。先生藏书颇丰，我在他家时，他都倾箧而出，让我饱览。”[1]这段短暂而充实的美好时光对其日后的治学有着积极的推动和影响。据钱南扬本人介绍，“我的《宋元南戏百一录》就是在吴先生家看书收集的材料写成的”⑦。 根据钱南扬在不同历史时期学术研究的兴趣和特点，可以将其治学经历分成两个大的阶段： 从在北京大学求学到20世纪30年代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里，钱南扬受时代学术新风的影响，对民间文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着手进行研究。此前在蔡元培、刘半农、钱玄同等著名学者的支持下，北京大学一些热心民间文艺的师生成立歌谣研究会，编印《歌谣》周刊，征集、搜集民间歌谣，从而掀起了一股研究民间文艺的学术热潮。这股学术新风对日后通俗文学的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受其影响，一批年轻学人投入到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中，以个人不懈的努力和卓著的成就作出了重要贡献。钱南扬正是在这一较为有利的文化语境中走上学术之路的。 从钱南扬在这一时期所发表的文章来看，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梁山伯、祝英台故事，一是民间谜语。 钱南扬对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的研究早在北京大学求学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他与顾颉刚、钟敬文等人一起，首次对梁祝故事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和探讨，开创了民间故事研究的新天地。其间，他先后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民俗》等刊物上发表了《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梁山伯祝英台故事歌曲序录》、《祝英台故事的歌曲》、《关于收集祝英台故事材料的报告和征求》、《祝英台故事叙论》、《宁波梁祝庙墓的现状》、《词曲中的祝英台牌名》、《关于祝英台故事的戏曲》、《祝英台唱本叙录》等一系列研究论文，对相关文献和问题作了初步的梳理和探讨。 因治学兴趣的转移，钱南扬未能对这一课题继续深究下去，上述论文也未能结集成书，后来他将自己所搜集的部分资料汇辑为《梁祝戏剧辑存》(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一书。这是一部颇有特色的专题戏曲选集，全书共辑录18种相关的戏曲作品，为“二三十年来收罗所得”，“论时代，有元、明、清三朝；论地域，有浙江、安徽、山西、湖北、四川、河北、广东、江苏八省；它流传的久远、广阔，式样的繁多，可见一斑了”[2]。该书的出版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钱南扬的研究也颇有特色，他一方面从故事、民歌、戏曲、说唱等书面文献中搜集资料，一方面亲自进行田野调查，对梁祝故事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初步的搜集和梳理，为其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研究将典籍阅读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拓展了文献搜集的视野和来源，这正契合了王国维所开创和提倡的双重证据法。值得一提的是，钱南扬特别注重从戏曲中搜集资料，由此可见他此时对戏曲的浓厚兴趣和良好学养。 梁祝故事之外，钱南扬还对孟姜女、目连救母、二郎神等民间故事进行探讨，先后撰有《目连戏与四明文戏中的孟姜女》、《黄世康秦孟姜碑文考》、《〈南曲谱〉及民众艺术中之孟姜女》、《孟姜女鼓词与〈听稗〉鼓词》、《“目连戏考”》、《读日本仓石武四郎的“目连救母行孝戏文研究”》、《曲牌上的二郎神》等文章。对其研究孟姜女所取得的成就，顾颉刚曾作过这样的评价：“材料的广博，论断的精确，用不到我赞扬。我非常的快乐，竟得到这一位注意民众文艺的朋友。”[3] 钱南扬对民间谜语的研究同样具有开创性。谜语这种民间文艺形式虽然在社会上流传广泛，为民众喜闻乐见，但在许多正统的文人士大夫看来，则是不登大雅之堂、壮夫不为的小玩意儿，就像民间说唱、通俗小说一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没有人愿意花力气进行研究。钱南扬的《谜史》(中山大学1928年刊行)一书将民间谜语作为严肃的学术对象，专门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于此可见其学术胆识和勇气。 《谜史》是中国第一部描述谜语发展历程的学术著作，其开创之功是显而易见的。在该书出版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少有研究者跟进，该书一直是了解谜语的一部重要参考书。《谜史》出版后，钱南扬发现了书中存在的一些错误，找到了一些新材料，后又撰写了《谜史的错误》、《谜史的新材料》等文章，发表在《民俗》杂志上。 钱南扬这一时期的治学兴趣相对来说比较广泛，除上面所介绍的两个领域之外，他也已开始着手戏曲研究，先后发表《宋元南戏考》、《宋金元戏曲搬演考》等文章，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这是钱南扬治学的第二个阶段。之所以将如此长的时间划为一个阶段，是因为他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对象比较集中和固定，那就是戏曲。具体说来，又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南戏，一是以传奇为核心的戏曲研究。 虽然自20年代起，钱南扬已着手研究戏曲，但真正全身心投入却是在30年代之后。《宋元南戏百一录》一书代表着他的这种学术转向，从此之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专力于南戏研究，成果累累，相继出版《宋元戏文辑佚》、《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元本琵琶记校注》、《戏文概论》等著作，成为这一领域的开拓者和集大成者。 南戏之外，在戏曲研究的其他方面，钱南扬也有颇多建树，先后编纂、出版了《汤显祖戏曲集》、《南柯梦记》、《汉上宦文存》、《中国戏剧概论》等著作。 与同时代的其他学人相比，钱南扬的治学有如下两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专。专是指研究对象、范围的集中和固定。就钱南扬一生的治学情况来看，最见功力，影响最大的当数南戏研究，在这一相对较为狭小的学术领域，他苦心耕耘了半个多世纪，这在一般人是难以做到的。专实际上代表着一种学术选择，也体现着现代学术研究的一种新变。从钱南扬在二三十年代两个时段学术研究特点的差异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 20世纪20年代，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不少学人对通俗文学这门新兴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先前这些领域的研究缺乏必要的学术积累，因此，他们所做的工作便具有开拓性的价值和意义。这一时期不少研究者忙于开疆拓土，涉猎广泛，他们的研究具有博的特点，这在胡适身上表现得较为明显。博也同时意味着尝试，毕竟是面对着一个全新的学术世界，只有在不断尝试之后才能知道哪个学术领域更适合自己。 到了30年代，经过十来年的学术积累，各门新兴学科大多已初具雏形，研究开始朝着更为深入的方向发展。即以戏曲研究而言，经过王国维、吴梅等先驱者的提倡和示范，到30年代，已成为一门不少研究者参与的学科，发展较为成熟。此时，整个学科的研究范围、基本框架虽已粗备，但还存在着不少空白和缺憾，而这正是研究者下一步要努力的目标。钱南扬选择南戏作为研究对象实际上正契合了这一学术发展趋势。从博到专，这一转向体现着20世纪上半期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 一是精。首先，这种精是从数量上来说的。与同时代的学人相比，钱南扬的著作并不算多，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少的，而且就篇幅来说，也都不是很厚，但他的每一部著作都可以说是精品，很有学术分量。其次，这种精是就其著作本身的质量来说的。钱南扬治学十分投入，态度也十分严谨，既不轻易下断语，也不随便撰文著书。其著作具有朴实、简明的特点，俗话说文如其人，这一点在钱南扬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 广博是一种治学风格，专精也是一种治学风格，两者各有其长处。从钱南扬身上，后学者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