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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钱南扬的戏曲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南戏研究，一是以传奇为核心的戏曲研究。以下分别加以介绍和探讨。 在南戏研究方面，钱南扬是学界公认的开拓者和集大成者。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有如下两个原因： 首先，他是最早致力于南戏研究的学人。从1924年开始，钱南扬“不管社会上政治风云的变化，整天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资料中，广泛钩辑散佚或已湮晦已久的戏文与有关文献资料，进行缜密的考证”⑧。他本人也把1924年作为自己研究南戏的一个学术起点：“我留意宋元戏文，始于一九二四年。”[4]其研究成果便是《宋元南戏考》和《宋元南戏百一录》，它们是20世纪南戏研究的开山之作。 钱南扬之所以选择南戏作为研究对象，显然与当时戏曲研究的状况有关。在王国维、吴梅等先驱者的倡导和示范下，戏曲研究这门学科虽然已经建立，但其内部各个分支的研究还很不均衡，当时人们的目光多集中在元代杂剧上，对南戏则关注甚少，相关研究也较为薄弱。这一情况正如钱南扬本人所描述的：“明人注意宋元南戏的就很少，所以到了清朝，简直连‘南戏’这个名字也没人知道了。自清朝以来，戏曲又渐渐为人注意，然研究曲学者，广博如姚梅伯，于其所著的《今乐考证》中不及南戏；精深如王静安，虽于《宋元戏曲史》论南戏渊源，颇多创获，而在《曲录》中仍未为南戏专立一目，却把宋元南戏都误入于明无名氏传奇之下。”⑨对研究状况的明察，是着手研究的基本前提，钱南扬对此有着很好的把握。 从南戏这个戏曲史研究的空白和薄弱环节入手，这种研究具有原创性，更有价值，对学术的贡献也更大，由此可见钱南扬敏锐的学术眼光和自觉的学术意识。自然，南戏之所以成为空白和薄弱环节，也自有其内在原因，那就是资料的严重缺乏。可以说，在当时南戏研究既是一个良机，同时也是一个挑战。 经过数年的努力，钱南扬对南戏文献进行了初步的搜集和整理，对南戏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较为精审的考察。在《宋元南戏考》一文中，他对现存南戏剧目的数量、南戏的名称内容以及南戏不传的原因等，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在《宋元南戏百一录》一书中，他从历代曲谱、曲选中辑录了45种宋元南戏作品的残曲。 《宋元南戏考》和《宋元南戏百一录》为读者初步勾勒了一个南戏的全景轮廓，填补了戏曲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代表了当时南戏研究的最高水平，因此受到学界的好评。有位学者曾这样称赞《宋元南戏百一录》：“读者得此一编，和《宋元戏曲史》合看，庶几宋金元三朝的南戏和北剧的流变，都可以明如指掌。”⑩这些成果为后来的南戏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由此奠定了钱南扬南戏开拓者的学术地位，当时就有人这样评述：“专门致力于南戏的，要算钱南扬先生为第一人。”(11) 其次，他是研究南戏最为用力，成就最显著的学人。在钱南扬、赵景深等人的倡导和示范下，随着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南曲九宫正始》等重要戏曲文献的新发现，南戏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曾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受到学界的关注。新文献的发现，越来越多学人的参与，使南戏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与其他学人研究告一段落便转向新学术领域的做法不同，钱南扬始终对南戏研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和高度的关注，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数十年间，他仍不断积累资料，充分汲取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最后终于撰写出像《戏文概论》、《宋元戏文辑佚》这样具有集大成意义的研究著作。经过钱南扬半个多世纪的辛勤开掘，作为戏曲史重要环节的南戏的真实面目日渐清晰地显露出来。 钱南扬在南戏研究上主要取得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成就： 首先是对南戏现存作品的搜集和整理。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元本琵琶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钱南扬晚年还曾对《白兔记》进行校注，可惜未能完成，成为一件憾事。之所以要整理这五部南戏作品，是因为它们大都保持了早期南戏的“真面目”[4]。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一书对《永乐大典》所收三种戏文作品进行校注。这是20世纪20年代新发现的南戏作品，由于原书于抗战胜利后不知下落，作者便以古今小品刊行会的排印本为底本进行整理。整理工作包括订正文字、分出、为每出加内容提要、补入所缺曲牌名、为难解词语加注等。 《元本琵琶记校注》以清陆贻典抄本为底本，以明嘉靖巾箱本、《九宫正始》所引元本为校本，校勘“以有助于文字的纠正、理解，或有参考价值者为限，不作机械的全面的校勘”。原书不分出，校注者将其分开，“卷首并增总目，每出之下注明戏情”[5]。 这两个校注本所收均为早期南戏剧目，无论是校勘还是注释，质量皆十分精良，出版后受到学界的好评，成为研究南戏的必读书目。 与一般的戏曲校注本相比，钱南扬的校勘整理很有特色，这表现在，他不仅遵循一般的古籍整理规范，对作品认真进行校勘、注释，而且还注意结合戏曲自身的特色，将其许多学术见解有机地融入到校注中，将作品的校勘整理与对南戏的探讨很好地结合起来。这种做法提高了校注本的学术含量，也为其他学科的古籍整理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这两个校注本在学界享有很好的口碑，《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一书出版之后，直到今天，再没有其他研究者进行这一工作，只是有一些零星的补充。由此可见学界对其成就的认可。能取得如此高的学术成就，这与钱南扬严谨认真、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是分不开的。以《元本琵琶记校注》一书为例，该书是在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的《琵琶记》校注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将两书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 《琵琶记》、《元本琵琶记校注》两书虽然都以清陆贻典抄本为底本，但使用的校本则有所不同：《琵琶记》是“用《巾箱本蔡伯喈琵琶记》(简称《巾箱本》)，《李卓吾批评琵琶记》(简称《李评本》)，《陈继儒评琵琶记》(简称《陈评本》)，毛氏汲古阁本《琵琶记》(简称《毛本》)为主；凌氏朱墨本《琵琶记》(简称《凌本》)，亦偶尔引及”[6]。《元本琵琶记校注》则仅选用巾箱本、《九宫正始》所引元本为底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目的是为了存真，因为李评本、陈评本、毛本、凌本都是明人的改本，与作品原貌的距离较大，钱南扬曾用“面目全非”一词来形容之[5]。相比之下，巾箱本与陆贻典抄本属同一版本系统，“虽则已经明人初步加过工，然在形式上题目还被保存，虽分出而未有出目；在文字上虽与抄本稍有异同，但出入不大”[6]，《九宫正始》所引为元人旧本。用这两种版本而不取明改本做校本，可以最大程度地保存作品的原貌，该书后来以《元本琵琶记校注》为名，显然与校勘原则的这一调整有关。 陆贻典抄本原不分出，为了便于读者的阅读，钱南扬在《琵琶记》一书中分出段落，“每一段落之前加上一个数字。宋周密《武林旧事》对官本杂剧称‘段数’，现在借用这个‘段’字，称某段，不称某出”，并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对戏剧一段称一‘出’，虽则起原很古……然称‘出’易与明改本相混，故用‘段’字”[6]。到《元本琵琶记校注》一书中，校注者的认识有所变化，处理方式也就不同。他认为“出是戏文本来有的，就是没有分写的习惯，分不分关系不大”。为了保持作品原貌，同时也便于读者阅读，钱南扬重新将全书分出，并解释“‘出’字起源很古”，同时举宋道原《景德传灯录》、明王骥德《新校古本西厢记》等书中的记载为证。 上述两点变化似乎都是细节问题，但钱南扬对此却十分重视，及时加以修正、调整。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修正、调整决不是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因为它关系到学术研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由此可见其治学态度之认真、严谨。这种治学态度和方法为戏曲研究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其次是对南戏残存作品的辑佚。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宋元戏文百一录》、《宋元戏文辑佚》。 对残存作品的辑佚是钱南扬着手南戏研究时便进行的一项研究工作，早在饱读吴梅奢摩它室、百嘉室藏书时，他就已留心于此，《宋元南戏百一录》是他早期辑佚的成果。之所以要做这一工作，是因为当时完整流传下来的南戏作品数量很少，除了《琵琶记》、荆、刘、拜、杀这四大戏文外，几乎看不到什么南戏作品。即使加上新发现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也不到十种，而仅凭这些作品，是无法得见南戏全貌的。而从曲谱、曲选中寻找资料，对残存作品进行钩稽，可以拓展研究者的视野，得以从整体上对宋元南戏进行把握和了解，其学术意义正如钱氏本人所总结的：“把这个已经失去的环节钩稽出来，不但为戏曲史研究者，提供材料，与以方便；并且也提供了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材料，譬如对于古代语言学研究者就有可参考的地方。”[7]可见这一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是多方面的。 《宋元南戏百一录》一书从历代曲谱、曲选中辑录了45种宋元南戏作品的残曲。所收曲文除标明出处、所据版本外，还十分注意曲文的排列，并根据相关资料钩稽出作品的本事、剧情。该书前有一篇总说，对南戏的名称、起源、沿革、结构、曲律、文章、名目等问题一一进行考辨，比《宋元南戏考》一文更进了一步。对于辑佚的方法，其好友顾颉刚曾作过如下概括：“他的辑录的法子，是先在小说笔记里搜录其本事，而后审察辑集的曲文，以事证文，知道某曲应在前，某曲应在后；某曲为某人独唱，某曲为某人与某人对唱。这种工作，比了清代学者辑古书困难得多。不但如此，每剧之后，更将杂剧、传奇之用此本事所成的剧曲一一罗列，使得读者可以寻求比较研究的材料，这又是方便了多少？至于字同异间校勘的细致，更不在话下了。”(12) 就在钱南扬辑录《宋元南戏百一录》的同时，另一位戏曲史家赵景深也在悄悄进行着这一工作，其辑佚的成果便是《宋元戏文本事》一书。有趣的是，该书与《宋元南戏百一录》于同一年出版，两人的学术研究不谋而合，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两书所收作品数量基本相当，但在内容上可以形成互补。将两人辑佚所得加在一起，除去重复，共得宋元南戏作品56种。在资料十分缺乏的条件下能辑录如此多南戏作品，是很不容易的，对其南戏研究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后，随着《南曲九宫正始》一书的发现和影印，辑佚工作取得重大突破。这一突破是由陆侃如、冯沅君完成的，他们依据该书所收早期南戏作品，编成《南戏拾遗》一书。该书分上下卷，上卷共收录新发现的宋元戏文佚曲72种，下卷则对《宋元戏文本事》、《宋元南戏百一录》所收43种戏文的佚曲进行增补。其特色正如作者本人所概括的：“目的不仅在辑佚，尤其在本事的寻索。或据古籍的记载，或据同题材而现存的剧本或小说，或据残曲本身。所引书必详注版本及页码，以备复检。”(13) 经过几位研究者的努力，人们对南戏的情况有了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戏曲史上一个曾经失去的环节由此得以填补。不过，上述几部南戏辑佚著作在取得突破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不够精细等。有鉴于此，钱南扬在充分吸收自己及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精益求精，继续这一工作，终于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完成《宋元戏文辑佚》一书，为南戏作品的辑佚划上一个较为完满的句号。 《宋元戏文辑佚》一书共收宋元戏文作品119种，另有不明年代戏文1种，佚名戏文3种。在取材上，“以曲谱为主，而曲选次之”，其中曲谱以《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为主，该谱不收者，再据其他曲谱辑录；在断句上，“以辞意为主，同时也兼顾曲牌的格调”；在编排上，尽量“按照情节先后排列”[7]。较之先前的几部同类著作，该书更为精良，不仅辑录的作品最多，而且在曲文的排列、剧情、本事的钩稽等方面均有较大的改进，这也正符合学术研究后出转精的特点。也正是为此，《宋元戏文辑佚》一书被学界称作宋元戏文辑佚的集大成之作。 从《宋元南戏百一录》到《宋元戏文辑佚》，通过这两部在时间上相差20年的学术著作，可见钱南扬在南戏研究方面取得的进步，于此也可见出其严谨认真、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 最后是对南戏自身诸方面的探讨。在搜集、整理南戏文献的同时，钱南扬还对南戏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以填补戏曲史上这个曾经失去的重要环节。《宋元南戏考》一文代表了他早年从整体上观照南戏的努力和尝试，该文被学界视作南戏研究的开山之作。不过也不可否认，由于当时所看到的作品和资料有限，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难免有不够完善之处。 稍后，在《宋元南戏百一录》一书的总论部分，钱南扬再次对南戏进行全面的论述。经过几年的积累，掌握的资料逐渐增多，一些认识也有所改变。该文和《宋元南戏考》相比，不仅涉及的领域更广，看法和认识也更为深入。 其后，南戏文献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研究成果相继推出，钱南扬一直在关注着南戏研究的动态和发展，并进行着自己的思考，他对南戏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和提高。《戏文概论》一书代表了他晚年对南戏的探讨和认识。该书不仅是钱南扬南戏研究的一个总结，代表了其南戏研究的学术水准，同时也代表了当时南戏研究的最高成就，具有集大成的意义。在此之前，还没有一部论著对宋元南戏作过如此全面、深刻的探讨。 《戏文概论》曾作为讲义在大学课堂上讲授过，经过不断修订才最后成书。钱南扬在60年代南京大学中文系与陈中凡一起讲授中国戏剧史课程，《中国戏剧概要》是两人合编的一份讲义，现有南京大学中文系1964年内部刊印本，由于当时只印行了300本，故知者不多。该讲义的《宋元戏文》部分是钱南扬所编，分引论、源委、余论三部分，并节选了《张协状元》、《宦门弟子错立身》、《琵琶记》等部分曲文作为附录。这三部分在后来的《戏文概论》一书中都得到保留，但作了不少补充和修订。通过该讲义，可以了解钱南扬撰写《戏文概论》一书的相关情况。 《戏文概论》一书的性质和特点正如作者本人所概括的：“企图将戏文作一个比较全面的说明。”[4]诚如其言，该书对南戏进行的是系统、完整的介绍和分析。全书分引论、源委、剧本、内容、形式、演唱六个部分，对南戏的名称、产生背景、渊源流变、声腔、剧本存佚、内容、结构、格律、剧本创作、演出、剧场等问题进行了十分全面而详细的探讨。将该书与王国维《宋元戏曲考》放在一起对读，半个多世纪间，戏曲史研究的进展情况，可以很清晰地显现出来。 该书的特点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总结的：“它不同于一般的戏曲史，也不是单纯的评论，而是将考证、探讨、资料和史论糅合在一起，言简意赅，不枝不蔓，因而显得很严谨很朴实，绝无空泛失真的虚话。”[8]考论结合，这也正是钱南扬一贯的治学风格，它主要表现为：研究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上，言必有据，持之有故，结论必须有过硬资料和充分论证的支撑。以戏文名称的确定为例，该书一开始便引证20则材料，列举戏文、南戏文、南曲戏文、南戏、温州杂剧、永嘉杂剧、鹘伶声嗽、传奇等种种名称，并分别进行考证辨析，最后通过比较，得出结论：“最适当的莫如戏文一辞。它不但没有上述的各种毛病，而且很熟悉的还在江浙一带人民的口头使用着。”[1]该书以《戏文概论》为名而不用《南戏概论》为名，原因正在于此。一词之用，如此慎重，作者治学之严谨、之认真，由此可见。 通过对早期现存作品的校注，对残存曲文的辑佚，对南戏全面、系统的研究，钱南扬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南戏研究体系。他早年以《宋元南戏考》、《宋元南戏百一录》等著作建立了南戏研究这一戏曲研究的重要分支，晚年又以《元本琵琶记校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宋元戏文辑佚》、《戏文概论》等著作予以充实与完善。钱南扬的系列南戏著作代表着20世纪南戏研究的最高成就。钱南扬也因此集南戏研究的开拓者和集大成者于一身，为南戏研究作出了无人可以替代的重大贡献，受到学界的高度赞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