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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视纪录片的宏大叙事与人文关怀 康德在《实用人类学》一书的前言中说：“在人用来形成他的学问的文化中，一切进步都有一个目标，即把这些得到的知识和技能用于人世间；但在他能够把它们用去其间的那些对象中，最重要的对象是人：因为人是他自己的最终目的。所以，根据他的“类”把他作为具有天赋理性的地球生物来认识，这是特别值得称为世界知识的，尽管他只占地上的创造物的一部分。”“一种系统地把握人类知识的学说(人类学)，只能要么存在于生理学观点之中，要么存在于实用的观点之中。”[15]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不断运用发明和创造来定位、认识自身，一直是人类潜意识里最原始、最本能的诉求。影视技术是人形成自己文化的学问之一，本身也是人类创造的一种技术文化，它的发明注定要成为人类研究自己——这个最终目的的一种工具。鉴于影视技术先天具有的视听再现性和形象性，使其比起其他人类手段更容易满足和实现人类的这种原始诉求。而影视纪录片的真实性，也使得它比电影、电视剧等影视技术形态更能如实地反映人类境况，成为人类关照自我的一面“镜子”。故而，它与人类学，这门“系统地把握人类知识的学说”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切可以系统反映人类知识的影视纪录都是人类学视野里对自我的把握。包含时政、文化、经济、军事和历史等片种的社会人文类与自然科学类两大影视纪录片庞杂的题材内容，为影视纪录片树立了宏大叙事与人文关怀的标杆。 《北方的纳努克》《藏北人家》《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英和白》《幼儿园》等六部影片只是影视纪录片宏大叙事的沧海一粟，它们至多称得上是某一类叙事的一种代表，却无法将影视纪录片叙事的宏大整体勾画出来。影视纪录片包罗万象的表现内容和日臻完善的技艺表达，以及人类经历生产力大发展、物质大丰富之后，回归自我、返璞归真逐渐成为一种共识，这些都为人类运用影视纪录片更好、更多地关照自我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可能。在我们从《英和白》和《幼儿园》中触摸了现代大生产带来的社会巨变在人类心灵和成长中的烙印，体验了《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中种族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影像灌输时强大的无形威力之后，向往《北方的纳努克》与《藏北人家》的简单朴实似乎成了一种必然。不管是对哪种类型的影视纪录片的解读，落脚点总是人类对自我的一种人文关怀。在一般的人文关怀的释意里，它主要是指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关注。但是，人类生存的环境注定其生存和发展要与该环境的一切事物以及环境本身有着密切的关系，假若将这种人文关怀的视野放得更开阔一些，我们甚至可以在一个更为宽广的影视叙事平台上，寻觅到它的踪影。比如说国家地理杂志一百多年来坚持纪实探索的影视视听艺术背后所蕴藏着的强大的人类学印象。在被选辑到国家地理百年纪念典藏的一百期节目中，透过视听语言的生动叙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触摸到这些印象。 在《埃及的永恒之路》中，影片从最初矗立在巴黎市中心的一块纪念碑说起，为我们一步步揭开了覆盖在古老埃及不朽的遗迹上的层层面纱。镜头中，那些精心建造的陵墓、神圣的神庙、精致的壁画等无不在阐释着古埃及文明的神韵。人们对众神和诸王的崇敬之情，对于生和死的认知，以及帝国势力的强大和信仰的力量都通过这些影像的叙事传递了出来。金字塔、神像、壁画、石柱这些历史的“景物”借助现代影视技术又生动了起来。而这些可视可觉的“景物”在影视人类学的语境里，都可以被当做它所要研究的对象。既然“景物是对一个生活在特定空间里的社会的文化折射”[16]，那么在这期节目中，镜头所表现出来的景物，都可以被看成是对古埃及时代社会文化的一个折射。在历史的遗迹中，捡起先人深邃的文化精神，是影视纪录片对这类“景物”纪实的终极目的。 影视纪录片的人文关怀不仅体现在对以往“景物”的释析上，亦表现在对人类生活的地球环境中的万物的关注方面。《雨林》《情同手足——黑猩猩》《巴拿马生态》《北极冰原生物》《鬼斧神工巴厘岛》《黄石公园》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节目，实际上都是影视镜头所表达出来的对人类所生活环境的一种人文关怀。比如《巴拿马生态》介绍了巴拿马热带雨林的生态环境，以及在这样的环境下，那些自然界的生命是如何在各层食物链中生存下来的。这种对自然环境的影像纪实和语言解读，则增加了人们对它们的了解，同时，也是把人类关注的目光投向自己的地球同伴“生物”们的一种表现。在国家地理杂志的这些节目中，人文关怀是其最难得的一种纪录精神和价值观念，这些镜头里所展示的每一种生物、每一片遗址、每一个部落、每一方土地都带有很强的人文色彩。探索的眼光和科学的理念以及人文关怀的精神，使得这些影像纪实成为影视纪录片中的杰出代表。 原文参考文献： [1]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9. [2]关方方，恩和巴雅尔主编.视觉纪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3]陈刚.这样创作纪录片——人类学视野中的纪录片研究[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8. [4]孙秋云主编.文化人类学教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5]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M].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1. [6]冷冶夫.关注人——纪录片永远的情结[J].当代传播，2004(2)：64. [7]陈国钦主编.纪录片解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33. [8]张江华.影视人类学概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1-42. [9]张雅欣.中外纪录片比较[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302. [10]安德烈·比尔基埃，克里斯蒂亚娜·克拉比什·朱伯尔，玛尔蒂娜·雪伽兰等主编.家庭史：第三卷：现代化的冲击[M].袁树仁，姚静，肖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 [11]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M].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09-174. [12]祁林.意识形态的图腾抑或失效——关于两部二战宣传电影传播效果的比较分析[J].国际新闻界，2009(7)：44-48. [1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64. [14]李普曼.舆论学[M].林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84. [15]康德.实用人类学[M].邓晓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 [16]胡安·诺格.民族主义与领土[M].徐鹤林，朱伦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4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