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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张爱玲的“传奇叙事” “郑树森有句话非常重要，那就是张爱玲把好莱坞的喜剧片改编之后，加入了中国家庭伦理的成分，比如《太太万岁》，基本上讲的是中国式的家庭伦理故事，而不是西方好莱坞式的东西。这两个部分怎样在张爱玲的剧本以及小说中结合起来，变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有待进一步的考证。”(13)《太太万岁》作为张爱玲剧本文学创作的初期尝试，集中体现了张爱玲带给中国读者的“一点别的”。 在《太太万岁》的题记中，张爱玲首先明确指出“中国观众最难应付的一点并不是低级趣味或是理解力差，而是他们太习惯于传奇。”然而“不幸，《太太万岁》里的太太没有一个曲折离奇可歌可泣的身世。她的事迹平淡得像木头的心里涟漪的花纹……John Gassner批评‘Our Town’那出戏，说它‘将人性加以肯定，一种简单的人性，只求安静地完成它的生命与恋爱与死亡的循环。’《太太万岁》的题材也属于这一类。”面对这样一个不符合早已习惯了期待“传奇”的中国观众口味的平凡故事，张爱玲不免发出自己沉沉的思索，“然而，正因为如此，我倒觉得它更是中国的。我喜欢它像我喜欢街头卖的鞋样，白纸剪出的镂空花样，托在玫瑰红的纸上，那些浅显的图案。出现在《太太万岁》的一些人物，他们所经历的都是些注定了要被遗忘的泪与笑，连自己都要忘怀的。这悠悠的生之负荷，大家分担着，只这一点，就应当使人与人之间感到亲切的罢？‘死亡使一切人都平等’，但是为什么要等到死呢？生命本身不也使一切人都平等么？人之一生，所经过的事真正使他们惊心动魄的，不都是差不多的几件事么？为什么偏要那样地重视死亡呢？难道就因为死亡比较具有传奇性——而生活却显得琐碎，平凡？我这样想着，仿佛忽然有了什么重大的发现似的……”(14)在这段看起来思绪似乎有些混乱的思考中，其实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张爱玲对于小说或戏剧文学创作中所谓“传奇叙事”的态度。 同时，作为一个试图走进读者当中的通俗作家，张爱玲当然不会摒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也不会离开“家”这个背景和主题进行书写，因为在中国，“人们对‘家’的崇拜，信奉和着迷已经延续了好几代人……‘家’不仅组织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的基本结构，而且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结构和价值指向。”(15)但是，她对这种源生于每一个中国人骨血的伦理观并不想进行放大或过分“传奇”化的宣扬，因为她从来都与希望“文以载道”，通过家庭伦理情节剧的形式把娱乐/教化结合在一起的郑正秋等早期电影人不同。张爱玲在题记上一连串的发问后，似乎有重大发现，而这个重大发现就体现在：“我的小说里……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既然是个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出力来。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我甚至只是写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肆的……我更喜欢朴素，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朴素的底子……只是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朴素……”(16) 以上这些出自张爱玲自己的话语，首先亮明了她对充满着中国性的“传奇”的理解，紧接着，她又对如何在西方式的机智幽默和中国人的真实朴素之间进行嫁接、如何在中国传统伦理中进行选择和加工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从而解释了李欧梵和郑树森等人有待考证的困惑。正如周蕾对张爱玲文学作品的分析，张爱玲着眼于“细节”，她认为“相对那些如改良和革命等较宏大的‘见解’，细节描述就是那些感性、繁琐而又冗长的章节；两者的关系暧昧，前者企图置后者于其股掌之下，但却出其不意的给后者取代。”(17)的确，张爱玲在其作品创作中总是着眼于事件细节的展示而并非放眼于事件的宏大传奇性。相对于那些骇人听闻，惊天动地的传奇，张爱玲更愿意精雕细琢这些平凡人的琐碎“传奇”，使之呈现出一种中国独有的“白纸剪出的镂空花样，托在玫瑰红的纸上，那些浅显的图案。”因为在她看来，这个时代中，大彻大悟的人究竟没有那么多。而从这些普通人的细节中，我们是很难看到他们的大喜大悲的，相比于那个充斥着改良和革命的时代，他们悲欢离合串联起来，不过是形成了一段“参差的对照”。 其实，张爱玲早在《私语》中就流露出了渴望在“自夸和自鄙”之间寻找到一种平衡的矛盾叙事观念，这也被其运用到了以后的文学作品创作中，使这种“参差的对照”以一种暧昧不清的话语方式不自觉地闪烁在其对中国传统伦理和谐闹剧的细节“传奇”展示中，也正是这些小人物的小生活，才能够与西方谐闹剧的机智和幽默自然嫁接，因为宏大的历史是不容戏谑和篡改的。在《太太万岁》题记上张爱玲对陈思珍这个人物的命运也进行了分析，“她最后得到了快乐的结局也并不怎么快乐；所谓‘哀乐中年’，大概那意思就是他们的欢乐里面永远夹杂着一丝辛酸，他们的悲哀也不是完全没有安慰的。我非常喜欢‘浮世的悲哀’这几个字，但如果是‘浮世的悲欢’，那比‘浮世的悲哀’其实更可悲，因而有一种苍茫变幻的感觉。”(18)事实上，张爱玲虽然喜欢“浮世的悲哀”，而在她作品里呈现的却几乎全是“浮世的悲欢”，是一些“注定了要被遗忘的泪与笑”，是让人感到亲切和熟悉的“悠悠的生之负荷”，是快乐与忧愁彼此交错，幸福和哀伤瞬息交替的失落，因而也是一种比悲哀更加可悲的人生。因为在张爱玲看来，“快乐这东西是缺乏兴味的——尤其是他人的快乐。”(19)在张爱玲前期的作品中，通过反讽的幽默所展现的这种“浮世的悲欢”尤为明显形成了张爱玲独有的“在喜剧中加入一点悲情”的写作态势。 影片《太太万岁》的结尾，思珍跟志远一起来到香山咖啡馆，他们同时看到施咪咪对另外一个男人风情万种地讲述着曾经对志远讲过的一模一样的话，连手中的扇子，身上的穿着以及眉宇间的神色都与曾经勾引志远时没有二致，这对一个酷爱风流的男性来说无疑是打击性的讽刺。然而志远此时的醒悟，就一定能带给思珍接下来的幸福吗？不见得。本来理智与感情之间就是相互拮抗的一种关系。志远是在人生不如意的时候，在思珍的帮助下渡过了难关，这种带有感恩的情结或是出于实际考虑而做出的回归家庭的选择，还是思珍或者每一个女人都渴望拥有的爱情呢？思珍自己也说他们之间想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了，这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然而思珍还是妥协了，这种妥协带来的是看似欢喜的结局，而对思珍自己来说，则是一辈子都不再可能拥有那无瑕的爱情，更加悲哀的是思珍从此仍要继续辗转在这样一个不能够令人满意的生活圈中。“李欧梵从剧作中看到张爱玲的‘人生喜剧哲学’，它渊源于中国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悲欢离合’。在悲、欢、离、合之间，‘张爱玲小说永远不会仅仅取一面，而舍弃另外一面，而是一种中间性的近似调和的东西。’李欧梵认为其间的女性所做的是一种‘修补’的工作——修补破碎的婚姻或顾全大家庭。‘以一个中国式的说法来概括中国家庭伦理故事的一个主题：在家庭生活中，不是女人个人得到自己的幸福，而是女人使得整个家庭得到幸福，在补足他人的过程之中得到她个人的某种满足。”(20)因而，在张爱玲笔下，所谓传统伦理，不过体现为一种充满戏剧意味和讽刺效果的人生遭遇，这种“张氏演义”的传统伦理，显然不同于以往的家国叙事，它更加专注于对生活层面的“人生”的诠释和对“生存”境遇的思考；而在其作品中反复被涉及的爱情也只是作为社会人的各种交际关系之一，用于维系现有的生存状态或者谋求一种新的生活希望。为了生活这件再实际不过的事情则必须在生存和真情之间折中，无疑显得有些可悲，这与传统才子佳人的传奇浪漫似乎也又有所不同。 至此，我们可以认为，如果说张爱玲所要进行传奇化的对象依然是与国族性相关的传统伦理，倒不如说张爱玲一反之前文人“小家——大国”的叙事策略，而将与国族性相关的传统伦理归置到小家之中，将之凝练成为对生活本身的理解；她进行传奇的方式不是选择平凡生活中极具代表性和传奇色彩的人物，而是选择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从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中表现的也并非完全是社会或历史这样的宏大主题，而是一种平凡却充满哲学意味的人生思索，传奇的语气也并非是对主旋律的引吭高歌或是对大道理的高谈论阔，而是充满上海气息的吴侬软语。如果说张爱玲是在写时代，同时寄托着对时代中人的悲悯与希望，倒不如说张爱玲带着一丝上海人的刻薄，赶趟似地走在时代的前面，回首张望某一个人的人生，这个人的人生带有一点传奇色彩，但与更多小人物身上的小传奇并没有什么不同，她不带任何感情地看着这个人的命运，悲伤时送去一些安慰，得意时泼上一瓢冷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