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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影视史学的提出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电影与历史的关系。电影运用影像、声音、剪辑等艺术手段，以历史事实为基本对象，对历史进行了多方式、多维度的表述，产生了纪录、演绎、消费三种主要的历史电影类型。在新的视野之下，我们应该正确认识电影在表述历史问题上的优长与弊端，寻找建立一套适合于影像历史的评价体系。 关 键 词：电影/历史/影视史学 作者简介：袁宏琳(1985- )，女，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电影美学，戏剧美学，北京 100710 影视史学这个新名词正逐渐为大家所熟知。1988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在《书写史学与影视史学》一文中首次提出historiophoty这个概念，台湾学者周梁楷教授将其翻译成影视史学。[1]相对于书写史学利用口传的意象以及书写的论述方式，“影视史学”主张以视觉和影像化的叙述来表达历史以及对历史的见解。也就是说，电影也是叙述历史、表达对历史见解的一种手段，甚至，电影画面也可以成为一种历史研究的根据。历史学家开始正视影片与历史的关系，影视作品甚至被带进课堂，成为讲授历史课程的重要手段。①实际上，按照一些学者的理解，影视史学的研究对象并不仅仅是电影电视等这些影像形式，平面的照片、篆刻下来的图案、建筑雕塑等静态的图像，只要包含了某种历史形态、呈现出某种历史论述，都可纳入进来。 历史学家需要注意到，电影并不是忠实的再现、记录历史，电影的本质属性仍然是艺术，需要遵守艺术的表达准则和艺术精神。电影所表达的仍然是对历史诸多解释中的一种可能性。历史学家需要辨析出影片中的历史事实和艺术真实，来进行相应的历史研究。这一点，使电影作为历史文献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参考意义。纵然如此，对电影的考察不断成为历史学者的兴趣指向，有的甚至参与到了电影的创作过程之中。电影人在创作历史电影时，也需要进行历史性质的研究工作，听取历史学家的专业意见。 用电影来表现历史的关键在于，电影人选择怎样的再现历史的方式。电影与书写历史、叙事等一样，都是对过去的一种呈现。好的作品呈现的不止是一个诠释事件的观点——他们将世界描绘成多元的、复杂的、不稳定的，而不是一系列自我封闭的、简单的线性故事。我们必须承认存在一种以上的历史真实，承认视觉媒体所传递的真实或许不同于文字所传递的真实。而这就是拥有再现事物独特能力的电影，能够在以书写文字为主导的文化传统中争取一方空间的优势所在。 一、电影表述历史的三种方式 按照电影的剧情与历史事实忠诚度的关系考量，电影书写历史主要有三种方式：纪录、演绎和消费。纪录一说的异议不大，真实记录事件的发生过程或按历史事实还原历史事件现场再现历史；演绎在这里指的是对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情的屏幕化再现，电影的主要情节主要人物都是符合历史实情的；消费历史片则是主要情节主要人物都是虚构，这类影片是满足于人们对历史的想象而出现的，带有明显的消费社会特征。 其中，纪录片对事实、对历史纪录的真实性远远要高于后两者，可以说，纪录片与历史的本来面貌是最为接近的。纪录片也有几种方式，完全用事件发生当时的影像片段连接起来，如《周恩来外交风云》《意志的胜利》等，也有用后期的情景再现来表现当时的历史事件，如《秘密访问》《圆明园》，还有二者相交织，如《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等等。这类方式在原则上都遵从了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从而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但同时也必须要注意纪录片中的非纪录因素。由于一切是以再现历史真实为宗旨，电影所采用的影象化手段可能会制造出以假乱真的画面来制造真实感，迷惑观众，比如为了制造历史感，有的影片就特意采用黑白画面，《南京!南京!》中就有很多这样的镜头，导致观众分不清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经过了特殊处理。于是在接受影片中的真实同时，也一并潜移默化的接受了其中的以假乱真。最为极端的案例当属奥利弗·斯通导演的《刺杀肯尼迪》。影片用电影手法大胆猜想了肯尼迪遇害的幕后内情，将对暗杀事件的重构与扎普鲁德在刺杀案发现场拍摄的纪录片结合起来，将现实的真实与模拟的真实混在一起，颠覆了官方对此事的解释，扭转了美国人民对此事的感性认识。 演绎的历史电影最大的优点就是感染力强，将一段生硬干枯的历史故事在屏幕上演绎得异彩纷呈，充满历史的温度和温情。《我的1919》是一部优秀的演绎历史片。1919年，是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的交接点。这一年，中国外交家顾维钧作为中国政府全权代表参加巴黎和会，在会上维护国家尊严、拒签“凡尔赛和约”，震动了世界。影片从个人角度回顾历史，旁白也采用了第一人称口吻。观众仿佛在现场当面聆听一位亲历者将一件事娓娓道来。当然，这类影片也最考验创作者们的历史素质。没有进行过充分的调研、学习，如何保证影片能符合历史?出现史学上的硬伤，就是不应该的了。而历史学家们对这类影片的挑剔当然也十分有理。《辛德勒的名单》一片由好莱坞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执导，一度引起极大关注，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还参加了1994年在法兰克福举行的首映式。影片的巨大成功不可置疑。可是近来却有资料显示，“辛德勒根本没有斯皮尔伯格影片中那么英雄”，甚至也“根本没有所谓的‘辛德勒名单’”，“所谓的‘辛德勒名单’是戏言，历史并非如此”[2]。此片触及的是如何对待犹太人这一敏感题材，考验的是影片创作者秉持怎样的历史观。此外，随着考古发掘、历史学科本身的变化进步，新的史料不断被发现公开，昨天还被公认为是事实的事件可能今天就作古，被完全推翻。电影人也只能在某一段时间内尽其可能搜集资料，尽可能保证影片的真实性。 至于消费历史片，就不用这么认真，尽可以带着一份娱乐游戏的心态去观赏。因为影片本来就无意重现一个真实的历史，而只是假借历史之名，引人注目罢了。其叙述历史的动机不再是为了追寻历史的真实，而是对历史影像的消费，这类影片成为人们怀旧激情的对象。本来，人们眼中的历史是严肃的、高高在上的，而消费历史片将历史从云端拉入了现实，姿态低到了尘埃里。观众看电影的心情也不会过于沉重，历史学家们也不必对这类影片挑骨头了。《孔子》是2009年末至2010年初中国电影界大话题。适逢《阿凡达》在全球的热映，媒体一度传出官方为了给《孔子》腾出票房空间，强制要求《阿凡达》下线，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不管真相如何，事实是《孔子》一片的确赚足了观众的眼球。在消费社会，在一切需要用呐喊、用制造话题来推销自己吸引注意力的大众娱乐时代，达到目的是最重要的，至于手段似乎都无可厚非。就《孔子》一片本身而言，孔子的生平本是无可考证的，但孔子的号召力恐怕无人能及，这一选材便占据了极大的票房优势。谁来饰演孔子，谁又来演南子?两个演员的选择就已替影片做足了宣传。在史料里，南子这名女子仅被寥寥几笔提及，并未过多描述。影片的表现也的确如此，南子出现的时间总共不过十几分钟，但导演却选择了一位极能出彩出戏的演员周迅来扮演，宣传海报上也将之与扮演孔子的周润发并置，甚至以孔子与南子之间所谓的感情戏来制造噱头。历史上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孔子与南子之间的情感纠葛，影片中，二人也仅有一面之缘，何谈纠葛?一切只不过是片方的宣传策略罢了。要让观众买票进场，可谓想尽了办法。 从影视史学的立场去考察这三类影片，纪录片最具有史学研究的价值，纪录和演绎的历史电影应该越多越好，消费的历史片倒更容易给后人以误导。但现实中恰恰相反，消费的历史片如火如荼，正在强烈的解构、改变着我们以往从教科书中获取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点。不研究历史的人初看《十月围城》，肯定会以为孙中山在香港的遭遇真有其事，影片在很多地方都刻意增加这种历史真实感。片头的兴中会前任会长杨衢云遭暗杀确有其事，随后，影片用字幕的形式交代了严格的时间地点以及事件详细的背景。在一路上保护孙先生(实际上是李重光)的来自市井的主要保镖，他们牺牲时都会在一旁打上字幕，黑底白字，有名有姓的记下了他们的信息，在观众无法查证这些人的真实性时是宁愿相信“有图为证”“眼见为实”的。实际上，“本故事纯属虚构”。 另一方面，观众的消费精神从对片中经典台词的改编中流露得淋漓尽致。影片的几个关键词是“革命”“民主”，片中也引用了孙中山先生对革命的一段经典论述：“十年以前，衢云兄跟我在此讨论何为革命，当时我说，革命，就是为了四万万革命同胞人人有恒业，不啼饥，不号寒。十年过去了，我从他乡漂泊重临，与我志同者相继牺牲。革命两字与我而言不可同日而语，今日再道何为革命，我会说，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而这痛苦就是革命!”这段话放在影片的语境中的确起到了感人至深的效果，随后在网络上流行开来。而随之更加盛行的是网友们对这段话的种种改编，如《十月围城》之抢楼版：十年前，石屹兄跟我在此讨论何为炒楼，当时我说，炒楼，就是为了十来亿无房同胞人人还贷款，不消费，不看病。十年过去了，我从楼市套现出逃，与我一起炒楼者相继牺牲。炒楼两字与我而言不可同日而语，今日再道何为炒楼，我会说，欲求抄底之幸福，不得不经暴跌之痛苦，而这痛苦就是炒楼；还有春运版：十年前老公与我讨论何为春运，当时我说，春运，就是为了春节回家，有车坐，有卧铺躺。十年过去与我志同排队者相继春节不回家。我从火车站彻夜排队中逐渐崩溃，春运两字于我而言不可同日而语。今天你们再道何为春运，我会说欲求回家过年之幸福，不得不经彻夜排队买黄牛票之痛苦，这痛苦就叫春运。原本严肃的剧情和台词却被换上了新酒，会然一笑的同时佩服改编者们的智慧，又令人不免担忧这一切均可被拿来结构的年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