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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时下的编剧导演已被票房收视率绑架而丧失自主性，故事不再是对生存经验的讲述，而完全被经济利益所侵染。“高票房高收视率为王”不仅不具有对社会价值的拯救功能，而且对资本崇拜的社会现实还起着强化作用。揭露污染这些叙述主体的话语机制和“话语场”，使叙述主体从“空壳故事”、“蚀心故事”中挣脱出来，让故事回到自身，维护影视艺术的自主性，创造出可以与世界上不同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的影视作品，营造出高度文明的话语环境，以利于公平、正义等核心价值的重建。 关 键 词：影视作品/价值失衡/被污染的叙述主体/空壳故事/蚀心故事 作者简介：曲春景，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44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11JD710070)、上海市高等教育内涵建设“085”工程子项目(085SHDX09)。 影视生态的价值失衡与文化失控 时下领军“社会想象”的影视作品，已大面积被资本市场所收编。商业话语及价值多元裹挟着诸多影视作品的生产。当下的电影文本已没有精神价值的栖身之地。特别是受市场导向的制约，呈现在影视文本中的各种叙事活动，如结构安排、矛盾冲突设置、人物塑造、悬念构制等，其叙事意图被票房和收视率主宰。“利润”不仅是制片和编导创作故事的目的，而且，故事里的主人公同样把“利润”的多寡作为衡量人生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个人利益最大化成为影片内外所有人的行为目的。如《中国合伙人》中主人公的成功，立身以及到国外以某某的名字命名一个研究机构以洗刷朋友的耻辱等，均是用钱实现的。《小时代》则是一部靠拜金主义结构情节的作品。近年比较走红的一些影视产品，如《疯狂的赛车》《千金归来》《无人区》《神偷牛二》等，人物心理自私阴暗、欲望描写极度夸张。“淫”和“盗”成为这些作品的吸金手段和表达对象。此类影像询唤着观众的主体意识、强化着人们对“资本”至上的心理认同机制。 在以各种影像及网络视频为主的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知识已不再来自经验世界，而是通过影像传播的各种信息理解世界并建构自己与现实世界的想象关系。这些经过栏目编导和电影导演选择加工重新结构化之后向人们呈现的“拟态环境”①，被观众不加区别地拿来作为定位自己的生活原则和价值认同的现实本身。正是影像的这种构成方式，成为人们想象当下现实的心理资源。从精神层面上说，“荧屏不仅仅是用来给我们放映图像的媒介，而且是我们投射我们自己对他者的恐惧、幻想、渴望的屏幕，而我们的认同则是相对于他们界定并建构的”[1]。因此，当前银幕和荧屏建构的毫无底线的拜金理念和资本至上的心理认同机制，与凝聚社会人心的基本道德与核心价值是完全相悖的。 任何社会群体均是依赖文化认同建构起来的“想象共同体”，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价值观，如廉洁、正义、诚信、勤劳等，以及在社会实践中曾形成过的集体价值、利他精神等，均延续在民间集体记忆的深处，并曾经内化为人们日常行动中想象自己与现实关系的潜在尺度。当前的问题在于，我们的主流电影和电视栏目却以张扬个人欲望为目的，割裂了传统与现代的联结，正摧毁着现代文明社会所必需的基本价值观。 时下，铺天盖地的影像语言仍然停留和沉浸在“新启蒙”的文化语境中，人们被置身于以“个人”、“欲望”、“小我”及“财富”等为主要价值的文化氛围中，没有一种观念或哪种话语能超越于异质化的个体之上而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尤其让人不安的是，大批影像物语，特别是无孔不入的广告，更以等级意识、阶层区分和炫富心理为基础组织镜头语言和文本结构。影像中的事物，显示的不再是它本身的功能作用，而是商品拥有者尊贵的身份地位。“它们不再指认这个世界，而是指认拥有者的存在以及他们的社会地位。”[2]现代媒体把商品拜物教融化在各类不同的影像文本中，并把这些影像变成与实际生活难分彼此的新的想象模式，以此影响和重塑着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感知。 这种把商业利益最大化作为核心价值的影像镜语，与文明社会或传统社会的价值诉求，均形成过分对立和悖谬的状态。正是这种对立和悖谬导致了社会文化的大面积失范，并造成目前社会道德严重失控与核心价值极度失衡的乱象。对此，我们不能不反思电影电视作为意识形态机器所具有的功能作用。 30多年前，新启蒙曾经把今天这种价值多元的文化现实作为一种“理想”去追求。为了彻底打破思想文化专制，文化界曾义无反顾地颠覆一切终极价值、摧毁真理的唯一性、推崇多元理念的进步性和个人价值的优先性。在新启蒙运动的影响下，电影电视小说等叙事作品，纷纷从大叙事转向个人叙事，以标榜自我价值和个性解放为荣。多元价值共存的社会文化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导演、艺术家的共同追求的理想。 而30多年后的今天，情况发生了颠覆性逆转。极端个人主义在社会现实领域里成了肆无忌惮到处横行的欲望的旗帜。影视作品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均把物质利益及财富的多寡作为衡量其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以影视文化带动的社会语境，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过分崇尚物欲的拜金主义。各种原因非常复杂，其中包含我们缺乏对新启蒙话语的深刻反省。但关键问题是，影视理论与批评界对这种影视制作现象大面积保持沉默，虽有少数或赞扬或批评的，但多数不置可否。 这种沉默呈现出影视理论及批评家自己在精神层面上的矛盾和犹豫。也难怪，今天，已没有了1980年代的共识，谁能给出一个大家都愿意推崇、愿意追随、愿意以此规范自己行为的价值标准呢？谁能在文化和精神层面上从后现代的多元与破碎状况中走出来呢？面对当下如此沉沦的文化生活，我们能否相信自己还有力量去穿越它、去寻觅埋在废墟深处的那条向往光明的幽径？人类理性是否还值得我们去如此信赖？精神信念上能否给出一个有效的解释？是否还要求编剧和导演有能力去把它呈现出来？谁还愿意为影视艺术的良性发展构筑有利的话语环境？ 由于多元而虚无的思想到处蔓延，影视创作被笼罩在无所顾忌而又无所归依的精神状态之中。在影视创作实践中，叙事主体的个体“认同”成了最大的难题。换句话说，导演的个体认同以及影视作品中主人公的个体认同，均成了最大的创作难题。价值多元与价值虚无是该难题的一体两面。这里，历史整体性及各种大叙事均已受到空前质疑。在集体价值、历史价值及超验维度被调侃和消解之后的影视创作中，个人欲望被推向极端；而超越于个人之上的社会意义、利他精神已经在最基本的创作语境中消失殆尽。正如孙周兴所说：“在这个相对主义时代里，当一切宏大叙事、伟大理想、神圣信念都受到质疑之后，我们如何获得判断和表达的统一性？如何获得行动的确定性？我们如何对事物的判断原则达成共识？我们还能坚持什么？”[3] 影视创作和影视市场失去了应有的节制和自控能力。一批活跃在影视艺术领域里的编剧、导演及各类艺术的创作者，不再具有为社会文化提供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影视创作界出现了比晚期资本主义更加拜金的思维逻辑。当然，这不仅仅是影视艺术领域里遭遇到的精神文化现象。在现代性和全球化的过程中，后现代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困境。1980年代知识界对“多元”价值的推崇和追求并没有给现代世界带来理想中的社会格局和精神氛围，反而使我们丧失了表达的确定性和判断的统一性。当然，这里所说的统一性并不是让人们返回到“一元论”的专断之中。更不是期待行政命令的解决，而是指在保持多元及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在保持各部分具体性、复杂性及多样性的前提上，重新讨论如何建构传统与现代在多元对立中的平衡和统一，重新建构具有全局性的有利于美好社会秩序的价值共识，而不是一味在多元名义下追求个人利益、个人欲望的最大化。多元主义造成的相对主义盛行，这种无法整合、缺乏共识的破碎的思想文化状态，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精神现实。这不仅导致影视创作领域的精神困境，而且这种不能为社会提供价值共识和文化凝聚力的现代影视传媒，覆盖和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文化语境，褒奖着追求个人成功及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极端自私和损人利己的行为。这种文化语境使“贪欲”借助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得以横行，严重腐蚀和危害着社会最基本的伦理底线。 对于影视创作界展示出的价值迷惘和精神困境，也有学者给出相关的解决方案：“主流电影，应当在不同的叙事形态中，建立一种共通、共享的文化核心价值观，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不同的电影类型、不同的故事题材、不同的叙事风格，不应当成为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的准入证，信守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并不仅仅意味着重新确认我们文化传统的经典内容，同时也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普世价值与现代文明的一次历史性对接，使我们的电影体现出一种古今合一、中西融会的文化取向”[4]。但是，怎样合一，如何对接？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怎样在尊重个体尊重差异保持多元的基础上合一？如何达成对超越个体“小我”之上的全局性价值观的共同认可和推崇呢？那条幽深的心路小径在哪儿？怎么走？这才是难题的关键所在。这不仅是影视创作和理论批评界要面对的难题，同时，也是后现代文化的一个难题，是全球化发展中不同民族都正在遭遇到的共同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