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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电影的新挑战 在影像/视觉时代的背景下，电影角度的历史并不是没有可能。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视觉媒体，对大多数的人们来说，学会读懂影像将成为新时代人的必备素质。对于影像历史的研究者而言，读懂影像意味着了解电影的表意手段和方法，还意味着对电影作为传播媒介的特点的熟知。《辛德勒名单》全片都是黑白基调，为什么独将小女孩的衣服涂成了红色?为什么有的地方用特写、有的地方用全景?影片中音乐的起止有什么目的?为什么有时镜头十分摇晃有时却静止得让人窒息……如此种种，构成影片的密码图，体现了电影创作者们特定的意图，要解读影片就必须懂得解码的方法、使用相匹配的钥匙。 电影作为传播媒介，在表述历史上具有直观、表意丰富的特点。人们将眼光投向历史，最主要的是想体验逝去的时空，“亲眼”见到过去的人、物，“亲身”经历过去的事件。电影是至今为止最能完美再现过去的媒介。它将影像与声音并置，通过电影化的手段，如场景切换、快慢镜头、淡入淡出等模拟真实生活场景，靠移情和重现在屏幕上传达历史人物的生活、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只有电影才拥有将过去起死回生的能力。《特洛伊》、《阿拉伯的劳伦斯》、《泰坦尼克号》、《鸦片战争》、《珍珠港》不惜砸下巨资来尽量真实再现当年的风情人文、再现当年的事件发生的现场，为的就是能使观众回到现场，弥补历史的日常经验，从而能了解历史、理解历史。影像中的声音和视觉手段的运用不仅仅是再现历史现场的必须要素，还使电影能够避免文字单一、线性的缺憾，呈现多种视角和观点，将世界还原成多元、开放、复杂而不是自我封闭、简单的状态。这更符合历史的原貌。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都不是一个人引起的，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共同说明的是“时势”与“英雄”之间的复杂关系。 反过来看，电影表述历史的优势也可能是需要我们警惕的方面。与文字相比较，用电影化的手段来书写历史仍是一个新鲜事物，人们并不能像读文字那样读懂电影。电影本身的表达方式也比文字更复杂，其背后的表达意图也隐藏得更深、更为隐秘。人们总愿意相信眼见为实的，图像不可能作假，但我们知道影片《刺杀肯尼迪》活生生的用图像将一段历史进行了重新架构和解释，扭转了受众对肯尼迪遇刺事件的认识。这部影片最大的突破也就在于与官方权威话语的较量。负责对此事进行调查的沃伦委员会已经认定肯尼迪的遇害是个别人所为，但影片却指出了官方公布的录像中存在的明显矛盾，重新编造了一个事件黑幕——肯尼迪的遇害是由林顿·约翰逊、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秘密发动的政变。这个解释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影片也因此遭到严厉的批评。但事实是，影片的的确确动摇了公众对此事件的认识，灌输给观众另一种“真实”。影片上映后，人们对其的评论呈两极分化的态势。批评者认为影片并没有表现出刨根问底的调查精神，只是大量借用了纪录片的表现形式制造了虚假的信息；支持者则看出了影片中的“自我反省意识和出色的作者政策”，它引导观众进入了一种“更偶然的、相对的、后现代的真实”[4]。 影像的力量是如此可怕。它能忠实记录下真实，又能颠覆他们再重新架构出新的“真相”，使本来就不可捉摸的真相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电影中的真相成为万花筒中翻转变化的碎片，不断组织出新的图案。 对历史的真相结构得更为彻底的是一种“游戏”或“消费”式的电影历史创作方式。《莎翁情史》、《公爵夫人》、《秦颂》等电影不以历史真实为追求表现目标，以虚构为主要结构原则，丧失了历史事件本身的逻辑和规范。这类影片反映的是当下剧作者们渴望言说社会现实又缺乏足够的直面勇气的创作现状，观众也在观看历史剧过程中，暂时逃避了残酷的社会现实，缓解个人压力，回到过去，在历史中寄托自己的怀旧情绪。但从影视史学角度衡量，它们也就不具备历史文献的价值。因为影片中的历史已失去历史对象的本来面目，只是一堆被消费、被观看的符号，人们最后怀旧的变成了怀旧本身，怀旧的对象早已不再负载厚重的历史意义。怀旧是对以往时光的留恋，过去的一些微小的物件构筑成个人记忆长河中的纪念碑，使我们能够确定无疑地以此建立起自己的履历档案。人类历史也是如此。曾经影响或标志着人类历史每一步进程的人、物和事都是一座座的纪念碑，我们在碑前凭吊，读着碑石上的文字、抚摸着冰冷的碑石我们才能感觉到历史的温度。但在被游戏化、消费化的历史电影中，回忆成为一艘艘“无处停泊”的小船。集体解构的时代，这些电影中的历史被集体消解了。 现在，历史与电影之间最大的问题在于如何对待真实。绝对客观的历史是不能复原的，历史电影对真实历史的表现最多只能是对历史的摹写或复制，客观存在的历史与历史电影中的历史是有距离的，二者之间永远是一条渐近线。1970年，美国历史研究机构专门设立“历史电影委员会”，发行刊物《电影与历史》来探讨“好莱坞和欧洲的电影制片人怎样去描述历史并报导这些(历史)电影的真实与错误”[5]。其实，纠错只是表面的，电影创作者如何实现历史真实和艺术想象的完美结合才是真正的双赢之路。符合历史真实只是一部历史电影的基础，因为历史电影艺术家有更高的追求，正如德国戏剧家莱辛在《汉堡剧评》中所言：“戏剧家并不是为了纯粹历史的真实，而是出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更高的意图；历史的真实不是他的目的，只是他达到目的的手段。”[1]历史事件在一部艺术作品中只是为了历史而存在，那么历史电影就不可能真正征服艺术的欣赏者，更无法实现传播历史知识、历史精神的目的。 其实，我们并不应该将影视史学与书写史学进行简单的比较。文字和图像毕竟是性质相异的两种表达手段，其思维的方式、传播的方式和效果都有太大的差别。面对影像对人们生活产生的深刻影响，我们也无法继续忽视历史电影在历史表达上的诸多可能性。机械、顽固的以衡量书写历史的标准套用在影视史学上是不科学的作法。探究历史电影本身，真正认识到影像在传递信息上无可估量的能力，寻找一套适合于影像历史的评价体系，才是影视史学给我们提出的一个新挑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