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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叙事主体与故事之间的伦理关系 叙事伦理的坍塌，映照着伦理、道德等内心生活的匮乏。如果不对这些故事进行伦理批判和价值分析，不仅道德拯救是一种奢望，而且，还会加剧精神文化的恶化。 从电影产业的角度看，电影叙事是一种创造利润的商业活动。既然是商业活动，其“目的”和“手段”之间就存在着关联，因此，电影的叙事活动是一种包含着利用手段达到经济目的的商业活动。这里，影视产品的商业目的成为一个恒量，而叙事“手段”、“技巧”则是一种变量，一种复杂的包含着各种手段技巧的变量。如同任何商业手段包含有卑劣和高尚、向善还是助恶一样，叙事手段及技巧也包含着道德和非道德的价值区别。而采用何种叙事手段，取决于支配叙述活动并使其得以展开的叙事主体的主观意愿和价值选择。 如前所述，影视产业中，大多数叙述主体已被经济利益和商业目的所浸染，为达到赢利目的，可谓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对这些叙述主体所使用的叙述手段进行分析，我们看到两类情况。第一种，使用类型化和技术化的手段，制造出高悬念高情节密度但又没有多少精神内涵的“空壳故事”。这里，叙述活动不是对个人情感的表达，也不是对自身困惑的追问，而是利用“悬念”及“情节强度”炮制故事情节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从而达到高票房的叙述目的。在构制空壳故事的叙述活动中，叙事主体是个局外人、无心人，其内在精神并没有参与到故事中去。空壳故事的叙事结构是模式化产物，其人物是功能性的，仅作为“行动者”被填充到结构的各个环节中去。故事没有多少内在精神也不涉及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而是按剧作课教材上的标准结构挂图构制而成。推动故事发展的动力是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伦理关系，如爱情、友情、亲情等。从故事对观众内心生活的影响及启发程度上说，这种“空壳故事”借助常态伦理，或博观众一笑或帮观众消闲。叙事主体既是娱乐文化的制造者，同时也是现存秩序的遵守者，对于社会核心价值的建立虽然没有多大贡献但也无碍。如美国电影《阿凡达》《艾利之书》等。 但另一种情况就不同了。被污染的叙述主体为了达到高票房的目的，主动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或猎奇心理，展示暴力、血腥、偷盗等，征服观众的目的性不仅很强、且叙述逻辑也有悖于日常伦理。此类故事往往把罪犯作为主要人物和表现对象，以其犯罪经过或暴力行为、或杀人手段、或偷盗过程等吸引观众眼球从而达到推高票房的目的。影视故事作为日常生活的象征文本，无法拒绝对观众意识的潜在影响和对其行为的引导作用。因此，这类故事对观众内心生活极具腐蚀力。第一种情况，因其模式化结构而不触及现实生活可称为“空壳故事”；第二种情况，对负面心理具有潜移默化作用和影响力的类型，则应称之谓“蚀心故事”。此类故事以反常价值和反常行为吸引观众、用颠覆正常社会道德的行为去迎合观众的窥视欲从而达到其经济利益。如《疯狂的赛车》《神偷牛二》《无人区》等。被污染的叙述主体通过对“蚀心故事”的讲述创造票房价值。他们在把赢利留给自己的同时，却把对罪犯行为的模仿留给了观众，把对破坏欲的认同留给了社会，让民众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不良后果。因此，被污染的叙事主体与其“蚀心故事”的主人公是同一类人。他们彰显的都是不择手段的敛钱行为、没有底线的私欲、伤害他人以成全自己的贪婪，以及对社会核心价值具有极大的破坏力。 然而，在对这些被污染的叙事主体进行伦理批评的时候，必然遭遇另一个问题，即：“谁”污染了叙事主体？污染源在哪里？又是哪些机制让这些蚀心故事大行其道？这些追问共同指向了一个原点，即：由高票房和高收视率构成的“话语场”。我们看到，在各大电影节电视节上，对导演的介绍按票房高低排序、对电视节目的介绍仍然按收视率排序。在票房收视率为王的话语机制里，“贪欲”借助创作自由，用淫猥、暴力、颠倒价值、混乱美丑等等手段吸引观众眼球，制造视听奇观。只要你能留住人们的眼球，只要能把“票房”推上去，什么故事都行，暴力、恶俗、偷盗、扒窃、杀人劫货等越离奇越有人追捧。 只要有票房能赚到钱，就是老大。正是这个话语场成为“蚀心故事”生生不息的根源和保障。“话语场”与被污染的叙事主体构成了“生成与被生成”的关系。叙述主体——电影编剧、导演、制片人等均受控于这个话语场及其形成的结构关系。正如布尔迪厄所说，叙事主体之所以被污染，“只不过是这个结构的某种副现象而已。就像一个电子，是一个场的某种反映。如果不了解造就了他并赋予他微薄力量的那个场，就什么也不可能明白”[7]。这个场不但污染了叙述主体，还把他们牢牢钳制在这里，进入这个场就必须遵守它的规则。因此，在这样的影视生态环境中，如果有谁来问责叙事主体的社会责任、追问这些故事的价值取向、质疑其是否有利于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的形成等，就立刻成为一个不识相的人或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在这个话语场主宰的文化环境中，社会核心价值是被排斥在外的。它推崇的是资本价值，与哲学家希望通过故事去拯救的精神价值不在一个层面上。 媒介文化是塑造人们对社会感知的重要力量。各种网络新闻及影视产品，成为观看人数最多的文化艺术形式。但是，电影工业和文化产业却催生着以票房和收视率为唯一目的的话语场和生产机制；且滋生和污染着一批以“吸金”为目的的电影制片人、导演、广告商、媒体人等。正是他们主宰着当今影视媒介的文化生产、主宰着对现实世界及社会历史的表达系统。因此，影视作品给出的世界，不再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表达，更不是对目前社会生存现状的反思反省；而恰恰相反，现实世界被大量“蚀心故事”和虚假栏目所歪曲。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叙事者不但把以“高票房高收视率”为目的的商业思路，变成理所当然和气宇轩昂的事实，而且，还将其作为影视创作中一条不可辩驳的真理和旗帜。从有利于社会核心价值建构的角度看，目前影视创作所处的这种生态环境，无疑是一件令人堪忧的事情。 随着电影市场的升温，中国已成为公认的影视生产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但是，中国电影过于注重票房和“吸金”技术，缺少人文关怀和对心灵的叩问，没有列现实生活的深刻认识和反省，近几年中国电影的海外市场逐渐下降，特别是近两年降到了谷底，竟然拿不出一部像样的影片与海外市场交流并赢得他们的尊重。 因此，保护影视艺术本身的文化价值，使叙事主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从被经济利益奴役的话语场中挣脱出来，叙事活动还原为对具体“生命经验”的讲述，使故事真正成为多元文化相互沟通对话的平台；让更多的观众通过故事而理解他人所经受的痛苦和欢乐，使不同民族的价值诉求在观看和接受活动中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和相互交流，从而形成一种具有全局性的价值共识以及可以被共同接受的“行为原则”。对电影的阅读观看不仅是一种娱乐和享受，而且还是一种令人留恋忘返的价值参与活动。“高票房”成为精神活动的副产品。只有这样，影视艺术才能有利于社会公平、正义、诚信等核心价值的重新建构，才能为社会营造出高度文明的文化环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