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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冯小刚的悲剧，没有灵魂的“上位”电影 但是，从低俗商业片入道的冯小刚，在2004的《天下无贼》中尝试把“职业盗贼拍成悲情侠客”的“喜剧中的悲剧”获得好评之后，萌发了改走“艺术电影”之路、追求“电影艺术大师”之梦的雄心。于是，2006年“冯氏悲剧艺术片”《夜宴》浓墨重彩地登场了。这部以莎翁不朽悲剧《哈姆雷特》为剧情模板的“悲剧片”，不仅让人品味不到一丝莎翁原作的艺术才情，而且在画面重墨阴森的美工炫技中，让人看到太多的张艺谋《英雄》与《十面埋伏》的华彩影像和桥段铺陈。其后，冯小刚以其自己特有的艺术嗅觉开始了自己电影主题的某种角度矫正，他不仅致力于拍出“悲剧艺术大片”以成就“电影艺术大师”，更加要在“悲剧艺术”的桥段中追加迎合时代需求的亮色和高调。于是，观众看到了2006《集结号》和2010的《唐山大地震》。 《集结号》的剧情是一个“战后悲剧”：在淮海战役中，在经历了一场激战后，解放军连长、男主角谷子地率领该连最后47名官兵奉团长命令坚守某个阵地，因为没有听到团部命令撤退的集结号，全连殊死坚守，直至47名官兵全部阵亡；唯一存活下来的谷子地后来参加志愿军的“抗美援朝”，但是，当他转业回国后，却发现自己“为革命牺牲”的“47位弟兄”只被认作“失踪”，而不是被追认为“烈士”。于是，谷子地开始了毫无希望而又倔强执拗的为“47位弟兄”讨名分的壮举。然而，没有人出来为谷子地提供证明，向他下达命令的团长也在朝鲜战场牺牲。谷子地“讨名分”从向上级写信申诉到最后疯狂无谓地挖掘覆盖往日战场的煤山，显然走上了一条没有希望的不归路。然而，光明的逆转奇迹般出现了，在影片中此前从未出现的该团张政委“被找到了”，就是这位当年勘察作战现场、亲自确认谷子地和47位部属为“失踪”的张政委，只是因为听人转述谷子地的申诉，就下达文件，把谷子地“47位弟兄”由“失踪”改追认为“烈士”。影片在庄严的烈士追认仪式中结束，由当年的号手吹响的集结号，在白雪漫布的群山上空嘹亮回荡。 如果我们把《集结号》看作一部正剧，它的情节线和思想主题都是严重经不起推敲的。姑且不说谷子地不仅在47位部属全部阵亡的恶战中独自幸存，而且是全身而退；也不说一场战斗下来，部队就改编，致使被本方误俘的谷子地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试问，谷子地既然把“47位弟兄”的烈士身份视作重于自己生命，为什么不在那场战争结束后就向上级讨说法，而要事隔数年、从朝鲜战场转业回来才开始想到“47位弟兄”不能“就这样没了”?再者，谷子地并没有失去记忆，部队整编，但原部队番号、上级首长的名字应当还记得，为什么在申诉无门、被逼至绝望疯狂的境地，“张政委”才空降出来，而且不经任何调查和讨论，就为谷子地的“47位兄弟”的“烈士身份”正名?如果我们将《集结号》的主题解读为对生命的尊重、对牺牲者公平待遇的追求，它向观众展示的“尊重”与“公平”的理念，不是来得太廉价、过于“长官意志”?如果观众真要将《集结号》解读为“悲剧片”，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导演“不走心的”伪悲剧，因为导演用一个“神转”的喜剧结尾，把这个悲剧题材关于牺牲的个体意义的反思追问粗暴地转化成虚伪拙劣的颂赞。 《唐》片是以一对夫妻在1976年夏天一个炎热的午夜在卡车上做爱开始的，在不远处，一边是工人挑灯夜战的建筑工地，另一边是在一栋宿舍楼上的夫妻两人的狭窄的家，家中一对年幼的双胞胎儿女正在睡梦中。因为这个“车震”桥段开头，2010年的中国观众预期再次看到《大腕》式的冯氏闹剧。但是，接下的剧情发展似乎是一个灾难悲情正剧。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不仅夺去了这个四口之家的丈夫方大强的生命，而且让幸存的妻子李元妮在儿女同时被重压在废墟下、只能救一人时，选择了救儿子方达、牺牲女儿方登。然而，这个“冯氏悲情剧”的色调和旋律却在不断跳转华彩和高调。在银幕上，一边是被掩埋的女儿并没有死，她被参与救灾的一对无生育的解放军军官王德清夫妇收养，备受疼爱，赴杭州上大学恋爱、辍学生子、远嫁加拿大；另一边是在地震中失去一只手臂的儿子，虽然厌弃上学，长大成人后到南方打工而成为财大气粗的老板。女儿因为记恨母亲对自己的舍弃，32年不愿重返唐山寻找母亲和弟弟。然而，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现场，这对失散32年的姐弟意外相逢了，电影在弟弟带着姐姐重返唐山，与母亲相认、心灵和解中走向结局。 在《唐》片中，冯小刚将官方认定24万人遇难的唐山大地震的生命悲剧，反转为成为展示一个受灾家庭的灾后复兴奇迹的奇愚喜剧。尽管影片中确有几个桥段具有煽情催泪的效果，但是，“灾难悲情”的揭示和医治，都只是片面敷衍的。徐帆饰演的母亲形象，是非常空洞和符号化的，其展示内涵远不如陈道明饰演的养父。在这部被标签为“主旋律”的“悲剧片”中，尽管冯小刚收敛了他的恶搞伎俩，但是，为了主题演绎而不顾情节逻辑和生活常理的“造奇”手段是时时可见的。在该片的“神奇”中，最为“奇绝”的是：被重压在水泥墙板下，已经被母亲选择放弃的女儿，被作为尸体发掘出来、母亲亲手放在父亲的尸体旁之后，竟然会迅速苏醒过来，而且毫发无损地起身，独自走入人群中。与姐姐全身幸存相反，被救护的弟弟却失去了一条胳膊。这个奇迹是怎么产生的?莫非现场救援人员暗中违反母亲的选择?当然不是。这个奇迹来自冯小刚的“主旋律大脑风暴”——为了高调歌颂灾后的光明，姐弟都不能死。这个意识并非不可，冯小刚的问题是，从电影讲，活儿做得太糙了。如果说冯小刚借唐山大地震的生命悲剧背景唱了一曲灾后32年幸福生活的独调颂歌，那么，这曲颂歌在“悲剧电影”的意义上，是不合格的。 《一九四二》讲述了在一九四二年河南遭遇大旱天灾又遭日军侵占人祸的背景下，某村财主范殿元的逃难遭遇。该片用了一个与《唐》片异曲同工的开场：午夜范殿元在巡查家中粮仓的时候，发现长子正在强向前来借粮的村妇花枝“偷荤”，父亲没有制止儿子的丑行，灾难就接踵而来。这位财主带着一家老少离家逃难百余天，家人非死即失，他最终在悲惨孤独中绝望归乡。在这部118分钟片长的影片中，在105天的逃难之途，男主角范殿元犹如苦难之河上漂浮的一个本质雕像，没有生气更没有灵魂，流水账式的灾难遭遇没有改写他内心的动律，只是摧残了他的“老东家”原有的外形。陈道明、李雪健和张涵予分别饰演的蒋介石、省长李培基和基督徒安西满三个角色，虽然是三个非常脸谱化的配角，但因三位演员拿捏有度，时而在银幕上闪出几许具有滑稽意味的光亮。此外，这部“有悲无剧”的“日记体电影”(国内观众评语)，彻头彻尾阴暗沉闷。 据媒体报道，以刘震云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改编的电影《一九四二》是冯小刚运筹了18年、矢志夺取奥斯卡奖的“冯小刚悲剧导演艺术巅峰”之作。显然为了讨好美国影评人，冯小刚效仿张艺谋在《金陵十三钗》中的故伎，不仅给影片中两个美国角色(记者白修德和神甫梅甘)大量的戏份，而且把他们塑造成全片中鲜见的“正能量”。但是，《一九四二》在海外获得的专业影评与《金陵十三钗》一样，是异口同声的恶评。就笔者浏览各大美国影评网站所见，《一九四二》在美国获得的最委婉的专业批评是：“因为容量过大，这部电影只是一次饿死三百万人的大灾荒的大量现成事件的堆集，因为不会讲故事而使电影缺少趣味和情感。”② 为什么美国人不买冯小刚的账呢?包括《一九四二》在内，冯小刚的“悲剧片”一再暴露了他作为导演的根本“悲剧”缺陷——悲剧所需要的深厚的人文精神和生命体验，不仅是冯小刚所缺少的，而且是与他骨子里的低俗商业投机素质格格不入的。曾与冯小刚合作编剧《编辑部的故事》的马未都在评价《一九四二》的失败时说：“他(冯小刚)把他之前积累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放上了，他对市场的判断，对品牌的使用，他认为观众对他的信心，题材的重要性，都堆到了《一九四二》上，可他败了。”③马未都讲得很明白，拍《一九四二》，冯小刚是真用心的，但心不是用在对一场旷世生命浩劫的人性体验和历史认知，而是以市场为目标的心态做艺术投机。 然而，用“失败”定义冯小刚，只具有电影学的意义——电影还是商业和政治产品。众所周知，冯小刚是电影界公开抨击国家电影审查制度声调最高、频率最大的导演。然而，恰恰是这个口口声声控诉电影审查制度的冯小刚，不仅是累积大陆电影票房最高的导演，而且是包揽内地各大官方奖项、获奖率最高的导演之一。中国电影华表奖，是中国政府设置的最高电影奖，冯小刚以《集结号》《唐山大地震》和《一九四二》，三届获优秀故事片奖，两届获优秀导演奖——这是仅次于张艺谋的获奖记录。与张艺谋曾在各大国际电影节频频获奖、风光一时不同，冯小刚电影在海外仅有开罗、罗马和平壤三个乏人关注的电影节有获奖纪录。《集结号》不仅获得中国国家电影奖“华表奖”的优秀故事片奖、优秀导演奖，而且获得平壤国际电影节(朝鲜唯一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奖和最佳导演奖。众所周知，朝鲜的电影审查制度的严酷，绝对是全球有一无二的。冯小刚电影总是以“神奇逆转”为冯氏悲剧片涂上“红色光芒”。《集结号》的男主角为部下“47弟兄”讨说法而投告无门的阴云终于被响彻云霄的“集结号”吹散。这应当是感动朝鲜评委而且让他们在高压审查制度下胆敢给该片评奖的原因。《一九四二》是全片“一黑到底”，而没有发生《集结号》式的“光明逆转”。很简单，1942死亡三百万人的大饥荒发生在国民党政府治下的“黑暗旧社会”，不需要，而且也不应该有“光明逆转”。冯小刚电影见证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冯小刚并非不适应国家电影审查制度，反而在高度迎合中成为真正的受惠者。因此，冯小刚过去数年对国家电影审查制度的“抗议”，就让人听起来只是一种博人眼球的吆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