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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左翼作家联盟退出历史舞台 电通公司是第一家完全由左翼影人主持的公司，左翼人士在电通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们为电通输送了电影制作、创作人才，开拓了电影发行、放映渠道，帮助电通影片进行宣传。但是，当电通因为自己经济因素和国民党发动派迫害而折戟时，左翼人士却“袖手旁观”，很大程度上与“左翼作家联盟”解散有关。 1931年9月1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通过《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新行动纲领》，《纲领》提出：“除演剧而外，本联盟对于中国电影运动实有兼顾的必要。除产生电影剧本供给各制片公司并动员加盟员参加各制片公司活动外，应同时设法筹款自制影片。”“组织电影研究会，吸收进步的演员与技术人才，以为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基础。”(30)将上述《纲领》中提到的方针策略与电通公司相联系，不难看出，在输送人才、创作剧本、开展理论批评方面，“左联”均给予“电通”帮助，唯独没有“设法筹款自制影片”，而“电通”正是因为没有资金拍摄影片宣告结业的。 要想探究“左联”为何没有给电通经济支持的原因，还要从“左联”的活动中来考察。“左联”最初是以电影评论的方式进入电影界的。1932年6月，夏衍、郑伯奇、沈西苓、洪深、柯灵、鲁思等15位进步文艺工作者联名在《晨报》的《每日电影》副刊上发表《我们的陈诉》，标志着中国工厂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的左翼电影评论队伍的形成。同年7月，“剧联”影评小组成立，该组织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在全国报刊上开辟电影专栏，占领电影舆论高地。之后，以“剧联”盟员为主的许多文艺工作者陆续进入电影公司，从事导演、编剧、演员、摄影等工作，这些左翼人异常活跃，很快便对整个电影界的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1933年3月，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成立，表明电影界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同年3月，中共中央文委成立电影小组，夏衍担任组长，组员包括阿英、王尘无、石凌鹤和司徒慧敏。从1932年到1935年，电影小组创作了一批反帝反封建影片，其中大部分获得了舆论的肯定和观众的欢迎。随着左翼电影运动的蓬勃发展，国民党当局通过新闻界施压、逼迫银行停止向电影公司贷款等手段，试图扼杀“左联”。1934年-1935年，左翼人士“在泥泞中作战，在荆棘中潜行”，1934年10月，夏衍、阿英被迫离开明星公司，编剧委员会于11月随之撤销。在1935年底“文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左联驻苏代表萧三经史沫特莱和鲁迅转交给“左联”一封信。信中提出“一件很重要的事”：根据民族危机加紧、进步的中国作家对统治者内外政策不满，而“左联”存在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的情况，提议“我们的工作要有一个大的转变”：“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能吸引广大作家参加的、具有反帝联合战线性质的文学团体(31)。“文委”经过讨论，认为这个解散“左联”、建立文艺界反帝统一战线组织的提议，与党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基本一致，决定执行这一指示。1936年初，“左翼作家联盟”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宣布自动解散。电通公司是1935年底停止营业，1936年初宣布结业，这与“左联”解散处于同一时间段，由此本文推断，即便电通的核心人物司徒慧敏是“左联”一员，也是影评小组的骨干，但是“左联”之所以不在经济上帮助其一手扶持培养的电通，主要原因还是为了1936年6月“中国文艺家协会”的成立。司徒慧敏说：“电通电影公司仅仅是当时的进步电影公司之一、左翼电影运动的基地之一”(32)。也就是说，电通是“左联”十年中的一个参与者与亲历者，当“左联”告别了时代，完全接受“左联”领导的“电通”犹如失去了坚强的后盾，淡出影坛亦是意料之中。 电通公司的“昙花一现”，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左翼电影的尴尬处境：既需要“电通”这类的小公司为左翼电影运动“反围剿”而斗争，又无法以科学的管理方式帮助这类公司持续经营。在制片上，“电通”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在企业经营上，它的失败也在意料之中。如果当初公司能意识到录音技术才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将更多的业务放置于此，或许就是另一番的光景了。无论如何，相信“电通”的经验和教训对当下的中国电影企业发展定会起到借鉴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