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与艺术音乐的最后分野(2)
时间:2024/11/28 09:11:50 来源:《中国音乐学》(京)2008年 作者:田耀农 点击:次
二、民族音乐本质属性 “民族音乐”具有鲜明的地域或民族特点，无论是风格还是形态都有极大差异性，正因如此，如果从风格或形态上对“民族音乐”进行概括，以确定其内在的规定性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如若归纳“民族音乐”的本质属性，就只能跳出风格、形态的思维定式，从其发生原因和形成方式上寻找其共性所在，再确定其内在的质的规定性就成为比较恰当的办法了。 从发生原因看，音乐作为人类交往的方式或交往的辅助行为，往往具有强烈的功利目的。如劳动过程中的号子，异性交往中的山歌、小调，人际交往中的燕乐，与鬼神交往中的雅乐、礼俗仪式音乐等。所以，因其强烈的功利特点注定它不是人类的艺术行为而只是人类的文化行为，把民族音乐定位于文化行为而不是艺术行为，不仅丝毫不会贬低民族音乐的价值，相反，将会发现它的社会价值。如把民族音乐当成艺术形式，则因其诸多方面与艺术因素有较大距离，有可能被视为“低劣的”、“原始的”、“史前的”低级艺术。例如美的原则、创新性原则，重复和雷同往往意味着艺术的低劣，而民族音乐最显著的特点恰巧就是重复。也正是民族音乐的实用性和重复性，使其同艺术音乐划清了界限。 从形成过程看，几乎所有的民族音乐“作品”都是众人历时完成的，“众人”即非一人所为，“历时”即非一时之作。在流传过程中，因种种需要会不断有人进行修改或增删，致使其与原初的形态大相径庭。在“众人历时”制作的背后，体现的是缺乏作曲理念和作曲思维，虽然远古时期就有了“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的传说，更留下了南宋词人姜夔的“自度曲”，但这并不能证明古代中国已有作曲的理念和思维，在文献典籍中，至今没有发现任何有关记载。中国音乐没有作曲家的概念，但并不体味没有审美，只是民众对音乐的喜好或审美的注意力通常集中在歌唱或演奏上，而很少注意音乐音响材料的组织和结构上。所以，民族音乐史通常是以音乐表演方式为主线的音乐发展史。 三、艺术音乐的本质属性 艺术音乐指的是人类以声音为物质材料所进行的充满激情与活力的创造性劳动，是按照美的规律创造表达自身感受的声音世界的实践活动。艺术音乐行为的成果便是音乐作品，它不同于一般的劳动产品，超越实用的非功利性和供人赏听的目的性是艺术音乐的本质特征。它从民族音乐中脱胎而出，也是民族音乐不断发展的结果。由于历史原因，各民族或地区的民族音乐发展各不相同，欧洲民族音乐的发展大约从12世纪开始出现加速度现象。11世纪以前的欧洲音乐也是“众人历时”的行为，也没有作曲家的概念。 艺术音乐的直接源头是欧洲的基督教音乐，公元325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从而揭开了欧洲中世纪的序幕。歌唱是基督教仪式中的重要内容，早期教会仪式中歌唱的歌曲都是“众人历时”之作，公元6世纪，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将当时教会仪式中的歌曲收集整理成册，用纽姆谱记写，后人称为“格列高利圣歌”。9世纪开始，教会的音乐家们尝试着以“格列高利圣歌”的旋律为固定曲调，在它的下方加上后来被称为“奥尔加农”的平行五度或四度的声部，“奥尔加农”的出现意味着作曲思维的萌发。12世纪前后，法国的圣马夏尔派和巴黎圣母院派先后发展了“奥尔加农”方法，开始出现在圣歌固定曲调的上方加上自由节奏的花唱，特别是后来的巴黎圣母院派的莱奥南(约1163-1190)和佩罗坦(1200前后在世)在“奥尔加农”的基础上创造了“克劳苏拉”的组织圣歌的新方法，开启了个人作曲模式的序幕。标志着艺术音乐新时代的开始恰巧是反对艺术音乐形式的罗马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宣告的“音乐圣谕”。1325年，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宣告：“一些新学派的追随者们，把一切注意力用来保持音乐的时值的关系对比和演奏新乐谱，喜好出新花样，而不喜欢唱旧的东西。把教会的旋律用小时值的音符来歌唱，夹杂一些更小的音符作为花样。他们不了解他们是在执行着什么，他们不知道也不能分辨教会的调式，他们用许多自己的音符把格里哥利圣咏的有节制的旋律运动搅乱了。这些歌手永远是动的，不能安静。我们所需要的虔诚情感完全湮没了，加强了有害的散漫性。这并不是说禁止在节日时、在弥撒和其他礼拜仪式中加上一些旋律化的和谐音程，如八度、五度、四度以及类似的音程；但要注意使教会歌曲原封不动，要靠很好配合的音乐使教会歌唱丝毫不会遭受歪曲，因为这种和谐和音程使人听觉愉快，促使人的虔诚，而不是使歌颂上帝的人心疲惫。”(涂途1988：74-75)教皇宣告禁止和反对的东西，恰巧说明1325年的欧洲教会音乐作曲因素已经占据重要位置，以致需要发布“圣谕”之类的命令加以禁止。然而，教皇的圣谕不仅没能阻挡欧洲音乐由民族音乐向艺术音乐转化的前进脚步，反而成为艺术音乐正式登上时代舞台的标志。在教皇发布圣谕后，法国“新艺术”代表人物马肖(1300-1361)以优美精巧、感情充沛、富于个性的复调世俗歌曲和意大利“新艺术”的代表人物兰迪尼(1325-1397)的叙事歌以及兰迪尼创始的“兰迪尼终止式”，标志着作曲家创作音乐新时代的开始。新记谱法的发明是作曲家创作的前提，13世纪德国音乐理论家弗兰科撰写了《定量歌曲艺术》一书，提出了“用不同的音符标表明长短不同的音的设想，促成了‘定量乐谱’(即标明音的长短的乐谱)的产生。于是纽姆谱大大跨前了一步，出现了长短不同的4种黑头音符。15世纪时，线条多寡不一的谱表渐渐定型为五线，并变黑头为白头，增加了3种比倍短音符更短的音符。”(钱仁康1991：10)马肖的世俗歌曲创作，五线谱的定型，特别是15世纪前半叶至16世纪末一百多年文艺复兴的洗礼，经过勃艮第乐派、佛兰德乐派、威尼斯乐派、罗马乐派的音乐实践，在欧洲崇尚富丽堂皇、精雕细琢巴洛克艺术风格的影响下，欧洲音乐终于率先走出了具有明确功利目的和“众人历时”制作的民族音乐模式，开始了人类艺术音乐的新时代。虽然音乐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但音乐真正获得和绘画、文学等其他艺术形式相等的位置却始自欧洲的巴洛克时期，1600年，以佩里(1561-1633)作曲的歌剧《尤丽狄西》的正式演出为标志，开始了艺术音乐的新时代。在经历了巴洛克150年的积累之后，19世纪上半叶逐渐形成了以维也纳古典乐派作曲家的个人创作作品为典范，艺术音乐听众的审美趣味也从民族音乐的只注意演唱或演奏上转移到了由作曲家安排和设计的音乐音响的组织结构上，所以，艺术音乐史通常是以作曲家为主线的音乐发展史。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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