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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日现代舞启蒙历程的差异与共性 (一)差异及原因 中国现代舞启蒙走向终点的历史过程与日本的历程并不完全一致。吴晓邦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和他坚定的民族化美学追求，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现代舞在中国的发展方向不是自成一派的自我完善，而是与中国深厚的艺术传统充分结合，并升华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舞剧”。换言之，日本现代舞的先驱们在昭和时代的社会变迁下，未能坚持现代舞的自由主义实践，被动地走上了国家主义的道路；而中国的吴晓邦则是从踏上现代舞的道路开始，就自觉地向一个较为明确的方向前行了。 然而，吴晓邦作为个人，其价值取向也是在特殊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如果只突出舞蹈家的个人因素，就忽略了中日反差所隐含的社会背景和艺术传统的深层次原因： 首先，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社会文化环境远比中国优越。特别是大正十四年(1925年)，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占据了社会思想界的主流，不论在哲学、文学还是艺术方面，日本知识分子和普通社会阶层的思维开放程度和对西方文明的接纳程度都远远高于同时代的中国。尽管当时中国也在经历新文化运动，但其运动的宗旨还停留在反对旧礼教、旧道德。新文化运动作为一次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已经落后于明治初期的福泽谕吉和“明六社”④四十余年。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没有时间再把玩新文艺的纯粹美学，他们对文艺的价值追求必须是现实主义大于自由主义。 其次，从文化传统来看，日本和中国对舞台艺术的传统审美追求也造成两国艺术家对西方现代舞的认识不同。中国的舞台审美传统主要是戏曲审美。在诸多评价因素中，中国观众很注重鲜明的角色、清晰的人物关系和剧情化的情节，然而这些都是西方现代舞所淡化的方面。相比之下，日本人有欣赏“能”的传统，能剧本质上是种舞剧，剧本只是用来创造舞蹈动作的背景。能剧的主旨不在戏剧行动的呈现，而是致力于以抒情的形式表达一种情境。这种创作和表演方式与西方现代舞的理念非常契合。 (二)共性与启发 在感叹中日现代舞发展历程的差异之外，我们也未尝不可思索最终导致两国殊途同归的原因： 其一，古典主义的缺失。在引入西方现代舞之前，中国和日本都缺乏西洋舞蹈的古典体系。如同日本舞蹈史研究者国吉和子所指出的，尽管现代舞先驱对于新事物吸收得很快，但是毕竟缺乏必要的艺术传统，舞蹈家对外来的舞蹈表现形式和理论缺乏检讨的基础。在启蒙阶段，虽然舞蹈家能够领悟现代主义所倡导的通过身体动作表达内在体验与感动或是探求通过解构元素展现主题等核心主张，然而个人的情感、感动、体验却也具有独特的历史与文化内涵⑤。在体现自由与自我的个人过程之上，创作者最终要回应的还是更大的社会文化命题。 其二，现实主义的内在需求。对比石井漠和吴晓邦最初的创作经历，不难发现二者最初的现代舞蹈创作都不是源于邓肯或者魏格曼的现代舞理论，而是在接触西方古典芭蕾后自发的艺术探索。例如《舞蹈诗》和《物语》在内容和形式上完全区别于日本的传统舞蹈和西方芭蕾舞，是一种全新的身体表现；吴晓邦在前两次留日期间创作的习作也是在参加“现代舞讲习会”系统学习魏格曼理论之前。石井漠和吴晓邦艺术实践的出发点都是现实生活，他们认为艺术活动必须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两位舞蹈家展现的务实倾向与20世纪初期流行的现实主义艺术思潮不无关系，但是从客观条件来讲这也是他们的必然选择。吴晓邦反思第一次舞蹈作品发表会失败的原因就是最好的例子。西方现代舞作为一个舶来品，不论之于日本还是之于中国，一旦表现内容失去了现实的针对性，就不能引发观众的共鸣，艺术作品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因此，作为一种外来艺术形式，西方现代舞艺术在日本和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都存在着现实主义的内在需求。 其三，时代背景下的社会价值取向。20世纪30－40年代，日本与中国的现代舞启蒙都以同国家主义相结合而告终。尽管在表象上，由于日本和中国所处地位的对立，导致两国舞蹈家站在各自国家的立场上，为其民族性或意识形态的使命而战，然而从舞蹈实践的社会价值取向来看，二者的动机并不矛盾。选择这个方向，一方面与两国舞蹈家共同的现实主义倾向相联系，更为关键的是，在20世纪上半叶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不论在日本还是中国，让现代舞艺术形式生存下来就不能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需要。舞蹈家们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对他们的历史使命予以回应。因此，在日中现代舞启蒙的终点，两国舞蹈家追求现代舞的初衷已经无关紧要，现代舞的思想根源和艺术实践彻底分离，演变成为充分本土化和时代化的“新舞蹈”。具体而言，这种“新舞蹈”，从思想根源上说，是传到日本的欧洲现代舞蹈思想；从实践取向上说，则是服务于国家主义和社会使命的一种表达形式。 20世纪初，日本和中国的现代舞共同经历了曲折且精彩的启蒙历程。现代舞的引进就像当时其他西方现代艺术形式一样，开阔了两国知识界的视野，推动了社会思想的进步。尽管日中两国在现代舞启蒙道路上最终分道扬镳，但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日中两国现代舞的发展脉络并未偏离西学东渐的普遍规律。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回顾这段历史，思考不应再停留于东亚格局下某一个国家的成败得失，而是在当今的全球化浪潮下，两国如何在现代艺术领域为世界做出自己的崭新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