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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作为诗体，“要眇宜修”“清切婉丽”，它是古典文学；而其“乐守宫调”“句依曲拍”，宋代“姜谱”（《白石道人歌曲》）“张说”（《词源》）尚存，按谱可歌可舞，它又是古典音乐。词乐有二十八宫调，这与唐宋燕乐相同。这二十八宫调的主要特征是所谓“没有徵调”，其因为何，成为学术史上的千古之谜。而这一点正是破解燕乐宫调的形成与词体起源的关键。 太常所奏是“五调燕乐”，而这一以大唐雅乐为律本，用宫调律制集胡乐与道调法曲于一身，而又“无徵调”的新乐体，经过理论上充实为七均二十八调，成为盛行五百年的唐宋燕乐与延续至今的词曲二体。 一 宫调又称均调，我国古代宫廷雅乐所用调式是以黄钟为基调的五调十二均，每均五调，共计六十调。太常祭天、地与庙堂祭祀三大礼乐只用四调五均。此外，俗乐乐调为苏祗婆律，不用雅乐宫调系列，如唐开元天宝之际的胡乐有沙陀五调，沙陀调是宫，大食调是商；教坊梨园法曲用清乐律，其宫称黄钟调，商称水调，各部诸乐各自为律，没有统一调名。直到天宝十三年（754）七月，唐玄宗“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新唐书·礼乐志》），将太乐署用朝廷三大祭礼乐的四调五均宫调之律、开元十三年（725）封泰山祀天乐（大唐乐）作为黄钟宫即律本，把太常、教坊、梨园诸部的胡汉乐曲二百二十二首，分隶五均十四调“立石刊于太常寺”“颁示中外”（《唐会要》卷三十三）。即：雅乐封泰山乐调为黄钟宫；胡乐之宫，越调为黄钟商；法曲之宫，黄钟调为黄钟羽；沙陀调改称太簇宫（即后来的正宫）；道调改称林钟宫。自此，大唐乐，即封泰山乐为黄钟之宫，胡乐退而为商，法曲退而为羽。 依此，道调应为黄钟之徵，但太常律之徵为下徵，封泰山以夹钟为黄钟，恰是正律之下徵。下徵之下徵，低甚无以为调，黜徵而用商，故只收宫商羽角四调，即“无徵调”。此前太常所奏魏“五调燕乐”，经此一变，以大唐雅乐为律本，宫调律制集胡乐与道调法曲于一身而又“无徵调”的新乐体，经过理论上充实为七均二十八调，成为盛行五百年的唐宋燕乐与延续至今的词曲二体。 天宝十四调的遗存是日本唐乐，其唐乐古谱中有唐传《五弦谱》，日传《南宫琵琶谱》《博雅笛谱》《仁智要录》（筝谱）《三五要录》（琵琶谱），与我国发现的敦煌唐琵琶古谱同为有声无辞的器乐半字谱（参见黄山书社2013年《现存日本唐乐古谱十种》）。日本所传十三调唐乐，其沙陀调与越调（二调相当于今D调）为商，黄钟调（今A调）为羽，太簇角一调只有均调而无俗调名，皆与天宝十四调相同，亦与日本保留唐代乐器实测相合。据此三调推算，天宝十四调之黄钟宫当为C，恰为正律之下徵，此为破解唐宋燕乐“无徵调”“以夹钟为律本”的实证。 二 日本唐乐半字谱中又有“○”（今句号）与拍字，与我国敦煌唐琵琶古谱之“○”相同，日本人称为“太鼓拍子”（击大鼓以节乐处），唐宋人所称乐句（“曲拍”“句拍”）。日本唐乐中一句拍或击羯鼓四下或六下或八下，敦煌琵琶谱中一句拍或八个谱字或六个谱字或四个谱字，应为天宝十四调新乐太常句拍雅奏之遗轨。这一燕乐新体的宫廷器乐乐舞，在娱乐化、声乐化的过程中产生了起初称作曲子、曲子词的词体。 而自觉对这一燕乐新体依“曲拍为句”创作曲子是在“安史之乱”后，在宫廷乐舞流向宫外，进一步娱乐化、民俗化的大历、贞元时期。历晚唐五代至宋，此燕乐新体宫调理论俱备，曲子亦由单只小曲发展为引、序、慢、近、令诸体，曲调数百种。秦楼楚馆、掖内塞上，有井水处皆有歌词之声。一些大曲、法曲、词调作为鼓词、缠令、唱赚、诸宫调及戏文、杂剧等宫廷内外娱乐之具，遂流衍为曲体。 宋亡词衰，曲体渐兴，历经数变，宋元南北曲至明嘉靖以来一统于昆曲，其已成为第一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保留二十八宫调体系与大量宋元词调，即曲牌。其散板曲犹为句拍形式，在清康熙六十年《南词定律》中，诗余体的引曲皆只注明句拍数不注板眼。昆曲中文人化的清曲，被称作“活着的宋词元曲”，其中有大量词乐谱。清乾隆十一年（1746）内府刊印的《九宫大成》谱中有唐宋词乐一百八十多首。至道光二十八年（1848）刊刻《碎金词谱》，曲家增谱为八百多首，都是昆腔工尺谱，为首调唱名谱，其宫调一应笛色，句拍变成节拍（板眼）。其谱字、板眼皆与现在的简谱、五线谱的唱名、节拍相对应，完全可以据谱演唱。而与昆曲同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琴，自明代《浙音释字琴谱》以来，其歌谱中就存有唐宋词。琴乐是雅律，其黄钟即正调，相当于今F调，与词乐燕乐以正律之下徵C为黄钟、商D为正宫不同。其节奏无昆腔之板眼、唐宋乐之句拍，其谱为减字谱，演奏前先需打谱，节奏会因弹奏者的理解不同而异。因而唐宋词乐谱多不宜作琴曲演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