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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产业与艺术市场化 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强调指出：“发展各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什么是文化产业？在2004年制定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中将文化及相关产业概念界定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显然，文化艺术事业正在朝经济产业的方向迈进，成为了市场经济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对如何实行“产业化”还有几分困惑，但“走产业化的道路”已经成为了新的口号开始在舞蹈界响起。 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国内整体文化产业发展尚不成熟加上舞蹈界对于市场和政策认识的不足，从中央直属到各地方艺术团体，在脱离国家政府的行政依附后，进入了发展上的低谷时期，有些团体甚至要面对生存危机的考验。中国歌舞团曾经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家歌舞团，创造了几十年的辉煌成就。90年代初，当新一任团领导上任时，把“选建新团址，筹建新住房，艺术创一流，团结奋斗奔小康”⑨作为了创业口号。如此实际的口号，充分说明了当时各个舞蹈院、团所处的并不乐观的现实状况，在这种状况中充满了来自现实生存和物质欲望高涨所带来的压力。 历史上，艺术品作为商品出现，始于艺术生产活动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分工的形成。简单说，是艺术生产者以个体的身份从事艺术生产活动，并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劳动和时间的付出为艺术品创造了交换的价值。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生活资料的市场化、提供艺术创作物质材料的市场化，当一切都依照“市场”的游戏规则在进行，便很难抵制艺术创造的成果——艺术品只好市场化的思维逻辑。因为，艺术创作若不市场化，就不能换取生活资料。这也是一部舞剧创作在“耗资500万元后锁定2000万票房为目标”⑩的自然逻辑。 当大众的消费趣味决定艺术品的商业价值，艺术的商业化也就等同于艺术的大众化。为了适应和满足大众的需要，“好看”(11)成为时下舞蹈“自我完善的标准，是步入市场经济入‘世’入时的必备条件”。张苛在对“好看”的亲身体验后，谈了自己的感受：“有次观摩舞蹈晚会，灯光采用暴露式，演出中只见排列整齐的灯光一会儿蓝，一会儿红，变化莫测，很吸引眼睛；但舞台上跳了些什么，观众茫然……现在时兴大制作、大场面、富丽堂皇、气派豪迈，大开观众眼界；有时却‘吃掉’了人物，‘吃掉’了舞蹈”(12)。这类把外在包装作为重点、形式大于内容的舞蹈创作，从动机到目的无疑都带有强烈的社会功利性。 这种创作景况恰恰在某种层面上反映了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下，一部分观众只求满足感官刺激和即时享乐的浮躁心态。但是，对于以实现审美价值、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为终点的艺术创作者而言，在浮华诱人的幻境之后，应该仍然有着清醒的认识：“即便是审美活动在当代社会的实现主要通过商品化来实现，充其量也只是意味着其价值实现的主要途径的转换，但是绝对不能因此而认为实现了商业价值的同时就实现了审美化，须知，美和艺术既是生产出来的，也是创造出来的。”(13)若不然，则是善意地自我欺骗。 (四)回望家园 当社会上慢慢浮现了一些对现代化的质疑之声，舞蹈界的老前辈早已对此有了隐忧。戴爱莲先生曾经在《关于舞蹈人类学和舞蹈民族学——对20世纪80、90年代后中国文化的看法》一文中提出：“中国目前的现代化，不是现代化，是西方化。总强调‘创新’，什么是创新？西方人怎么做的？……从舞蹈角度看，我们的芭蕾舞提高了；现代舞‘开放’后才真正开始系统地引进，而人家已搞了50多年了；国际标准舞，西方也是一个世纪的发展经历了。”(14)这些对现实存在的列举，侧面反映了中国舞蹈在过去东西方舞蹈文化交流中受到的冲击与遭遇的被动处境。对于这样稍显几分尴尬的现状，戴先生反复强调了“根”的重要性：“没有根，文化发展就没有后劲。……今天的中国，一定要有中国特色的精神，中国特色的文化，中国特色的艺术。”(15) 我们不得不反问自己，为何在“继承与发展”的不断强调中却还是有意无意地丢了“根”呢？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是我们在倡导“时代性”对于当下舞蹈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时，忽略了以民族性和地域性为前提；或者是在东西方文化的合流趋势中，想借助西方的经验来解决发展与创新问题时自身立场的摇摆；又或者是在这个大歌舞时代，对华丽的外包装与形式的追求让人已经无暇去顾及其他……当我们在主观上已经默认了某种变化与革新时，“根”也就变得越来越模糊，而在此之上刚盛放的花朵逐渐成为新的符号，对下一代起着示范作用。 2004年，杨丽萍与她的原生态民间舞蹈集《云南映象》在舞蹈界刮起了一阵民族原生态之风，在上演之后的瞬间便触碰到了当代舞蹈创作早已有之却被掩盖起来的症结所在。舞台艺术与民间风俗、民间舞蹈与原始生态环境、舞蹈表演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成为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对此冯双白教授的分析是：“几十年来很多民间舞创作者均采用‘采风’式的态度对待‘原生态’之歌舞，见‘风’而采之，捕捉一点点原始的风格化动作，然后回到大城市里进行‘创作’。有的尚作较多思考，有的则满足于‘走马观花’完全不作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很多年轻的编导并不关心和研究那些‘原生形态’的动作样式与‘原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也不关心原生态动作与生命之‘原初意义’之间的深刻的内在联系，一头扎进纯粹动作的形式表象里。”(16)这样做的结果我们有目共睹，它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舞蹈与原生文化之间的剥离与断裂。依照本雅明的解释：“在最早的时候，传统艺术结构的一体化表现在祭仪之中，最早的艺术作品是起源于一种仪式——起初是魔法仪式，而后是宗教仪式。换言之‘正确的’艺术作品的举世无双的价值基础，是仪式，是它的原始的使用价值的存在”。 《云南映象》之后，这股民族原生态之风并没有平息的迹象，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一些大型的以民族文化为主题的歌舞晚会乘着这股暧风日趋盛行，如《舞彩云》、《大地欢歌》、藏族歌舞诗《神奇的家园》等。包括一些地方特色的传统艺术形式，比如傩舞正在被当地的艺术院校调研，准备编入教材，以课堂的方式进行保留和传播。这股民族原生态之风除了在舞界造成不小的影响外，同时还席卷了音乐、戏剧等艺术形式。一时之间，最原始古老的艺术代替了现代和时尚，成为荧幕和舞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透过那些质朴、粗犷的形象和声音，仔细思考，原生态的意义应该不仅仅于此。它之所以震撼，更是因为满足了现代人在喧嚣过后返朴归真的审美需求；营造了一个被掩盖在摩天大楼之下的生态绿洲，是在工业文明给人类社会带来一切之后，为我们演绎了一个充满人性关怀的心灵家园。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在艺术创作的内容和形式上向传统文化借鉴，想把最近的现实同传统文化重新连接起来。完全彻底地回归毫无疑问是不现实的，因此，现在的我们实际上是抱着一种回望的姿态，既是继承传统，又在超越传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