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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艺术观念方面来衡量。为了考察当时的书法是否具有理论自觉（包括书者的自我评价意识和同时代的批评标准），将从如下几方面切入：关于艺术的本体（艺术是什么）的讨论；关于艺术的功能（艺术为什么）的讨论；对于形式评价的标准（如何区分在性质和功能确定之后创作本身的优劣高下）的讨论。以下将对几个问题逐一进行说明。 1.艺术的本体 书法艺术脱离功利而为艺术本身的纯粹的自觉，首先得到一个反证，其文献根据就是汉末赵壹的《非草书》。赵壹对书法独立而“无用”的现象提出的批评，恰好佐证了这个事实的存在：（1）对于艺术形式的追求已经超越了对书写内容的追求，出现将书法独立化的发展倾向；（2）欣赏书迹。将书写痕迹作为文字信息使用之后，出于对与内容无关的纯形式（书法）的兴趣将之保存，其目的在于秘玩；（3）草书逐渐失去快速、方便这一实际的用途，违背了其作为简便工具的功能；（4）书法不再是作为真理的符号和思想的寄托。书法的形态好坏不再是自然形成，而是人为地造作而成；（5）为了艺术形式的创作进行的反复练习成为流行活动；（6）书法并非作为国家录用人才的考试内容，对之追求造成了年轻人精力上的浪费⑨。 《非草书》中所指责的现象，在汉代还只是引起争议。但到了魏晋时期社会风气大变，对艺术（书法）家的认识和对书法作品的欣赏成为一个共同的意识⑩。西晋卫恒的《四体书势》已经把汉以后的草书看成是“寸纸不见遗，至今世尤宝其书”(11) 的珍品，并以经典作为评价的苛刻标准，赞扬杰出作品之精微已经达到“一画不可移”(12) 的完美地步。 由此可见，当时在艺术的本体认识上有一个基本设定，即认为艺术不是其他，就是“艺术”，艺术已经具有脱离功利的、独立的精神范畴，以寄托创作者的精神为惟一目的。因其与政治利益无关，从而使之尽可能脱离社会现实；因其与功利无关，从而使之超脱世事和时间，成为追求精神价值的道路。书法艺术在当时就达到了这样的一种认识。 2.艺术的功能 明确“艺术不为什么”是当时产生的另一种自觉。这种自觉就是意识到了“艺术只能为艺术本身”，也就是说艺术具有了独立的价值，这个价值本身值得尽其全部的精力和才能加以追求，这与上述对艺术本体的自觉一致。对于书法本身的纯粹的追求，逐步为艺术家自己所意识和坚持，进而对违背这样的纯粹追求而夹杂了其他专设或附带功能的艺术（相当于“被动的艺术”）加以拒绝和反抗。 魏晋时期的书法家是否具有这种自觉意识，可从三个方面进行证实：（1）逐步觉得书法活动应该做什么(13)；（2）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14)；（3）拒绝从事书法作为纯粹艺术所不应该做的事(15)。也就是说，当时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已经达到这样的认识：即使在书写技术层次上和形式上达到了完美水平并不足够，还要具有脱离实用目的的气质才能成为真正的书法(16)；即使写出了符合形式规范要求的“书法”（文字书写作品），而不具备作为书法家的人格状态，那也还不是真正的书法家，而只是会写字的人罢了。当时书法已经被作为最高的艺术形式，但是，作者并不利用书法来获取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反过来却对“将书法作为一种实用的技能的主张”进行批评(17)。不少人将书法艺术看成是个人品格的物化，使之进入一种精神的独立状态，反对以此为他人、为现实服务。当然，不能忽视的是，这其中有许多书法的创作者具有极高的政治地位（直至君王）和极为丰富的物质财富，这也是形成这种艺术自觉的重要社会原因。因而可以说，书法艺术在当时是一种“精英的艺术”。但这并不妨碍书法艺术创作的“自我的意识”的萌发和形成，而恰好是在功利之外，形成一股自上而下的自觉潮流。 3.形式评价标准 在书法作为独立的艺术，其性质和功能得到确定之后，再来考察当时如何判断创作本身的高下，就变得清晰了。既然有自我创作要求，也就相应地具备了评价高下的自觉和能力，最重要的是要形成理论，为这种判断能力做出理性的可循的规范解释。而这种艺术理论的自觉在艺术技法上的自觉之后已经出现。 当时，在评价标准上形成了明确的术语范畴，如“巧”“拙”（技术问题）、“美”“恶”（形式问题），在创作方法上有精致切实的讨论并形成了基础理论。如对“匆匆不暇草书”（或可断句为“匆匆不暇，草书”）的讨论，认识到草书的起源确有实用的要求，一旦将草书作为独立的艺术形式的时候，创作草书并不完全是出于任务的紧急，可能“快”只是艺术家使情绪、感觉能够迅速地宣泄、在笔端和笔画中保留的一种运动方式(18)；在形式趋向上完全放弃隶书笔画的装饰性“挑波”等，而强调笔画结构之间的关联性和整体性，从而完成了经典规范“楷书”的一套专门的评价系统。而传为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和《书论》，虽不能确定就是作者的真实文本，但其附会之主导，至少是根据东晋书法作品的事实推定而成。其中批评的方法和核心观念或多或少秉承了当时的遗风。最为确凿的艺术评价标准的证据，是创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形式的清晰评价。由此可知，创作者已经不仅是以其他目的（文本的内容）来看待作品，而且以艺术的目的看待之。比如王献之写给晋简文帝的信函报告，显然是臣下对皇帝的奏表或呈文，其功能本来在于文字内容，字体区别并无必要，但是王献之却明确地附言加以评判，希望皇帝特别注重其中一些文本的书法成就(19)。综上所述，此时对于以书法为代表的艺术之价值判断标准已经形成，并得以确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