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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书法的规范一经形成，就一直延续成为中国书法艺术培养创作基本技能和审美核心价值的典范。这与西方的艺术学院以对希腊雕刻复制品的追摹作为培养方式有着微妙的一致性，此是后话。 中国传统的艺术观念自形成以降，几经更迭而传袭至久。直到20世纪初，对西方艺术观念的引入和全面接受使得这个自成一体的观念体系遭致灭顶之灾。他们提出用西方艺术（科学的和写实的）代替中国艺术的传统方法，以彻底摒弃极度衰弱的“四王”末流，改造中国艺术，其代表人物是蔡元培、陈独秀、徐悲鸿等。其实所谓“四王”末流正是泛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秉承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和创作方法的艺术，这条源流与构成中国审美判断和艺术创作的主线一脉相承。只是到此时，已日渐式微，直至被中国新兴的文化精英自行了断，进而被西方艺术传统替代。 这个被替代的源流回溯如下：“四王”末流——“四王”——董其昌（南北分宗）——“元四家”——赵孟頫（书画本同）——唐宋之间诸家逐步趋向于书画同一——“二王”（书法为主绘画为辅的艺术自觉）。 诚然，中国的艺术观念渊源叙述如此，并不表示中国只有这一种形式。中国的造型艺术并不都从这个观念出发，而是具有丰富、复杂的形态变化。在讨论汉代末年到东晋时期发展而来的这种艺术源流的同时，一直就有另外两个重大的、作为与本文强调的“主动的艺术”观念平行发展而未曾断绝的观念：第一，即前文提及的“被动的艺术”观念。这个观念与现代艺术发生之后对艺术的解释有暗合之处，即把艺术作为对复杂的社会和不可解释的各种现象、状态的干预，从事者未必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是他的行为和创作却涉及体制和知识以外的领域，这种观念与西方的古典艺术概念（希腊古典艺术——文艺复兴——西方学院经典艺术）也不一致；第二，在中国也出现了写实绘画，虽然发展得不够充分，但具有可作为对比而列出的西方艺术的那种形态，用西方的艺术史观念和方法同样可以概括与观察。只是在美学上，中国艺术的核心价值和艺术创作推崇的最高原则是在这条源流主线上，关于中国传统的切断也指的是这条主线的被切断。究其原因，是因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批仁人志士看来，这样的艺术脱离社会现实，脱离生活，从而对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发展没有功用。为了救亡图存，中国的艺术应该进入到为政治和现实利益服务、用艺术作为武器和工具的时代，所以需要代之以西方现实主义的观念和写实主义的方法，也就是西方的传统艺术方法（而不是西方后来背离传统而首先进入的现代艺术）。正是这样一个丢弃自我、迎合西方的过程，使得中国“主动的艺术”传统直到今天仍然被遮蔽。 故此，本文强调对在西方艺术观念之外的中国艺术观念的再认识，希望对艺术史具有双重意义： 首先，是对艺术史本身而言。艺术史正在从西方艺术史的国际化转向世界艺术史的全球化，对中国艺术的观念的再认识，突破了西方“单方面艺术史”的现状，而从对历史的重新梳理中建立起多元的“全方面艺术史”。 其次，强调中国艺术的观念在根本上是反历史的。因其强调艺术的本质就是超越生活、脱离现实，因而艺术摆脱了时间，也就摆脱了历史的局限。这既是人类寻求永恒这个至高理想的特别方式，也是让每一个人得以摆脱日常的羁绊而获得自由的道路。 不同于西方艺术的另一种艺术，这种无关于时间、现实和社会的艺术如果得到确证，我们是否就此应该对“艺术史”这个学科本身的合法性进行怀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