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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在具体作品分析和鉴定方面，也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例如，在讨论“南画”之祖王维的《江山雪霁图卷》时，认为：“王维的画保存至今的只有两幅。一是《江山雪霁图卷》，由小川睦之辅收藏。明末时曾由冯开之保存，董其昌特意派人从北京将这幅画借到南京，看到这幅画后十分喜悦，在画上题跋，十年后又写了另一篇跋。不过，这幅画卷是否是王维的真迹则存在异议。孙承泽在《庚子消夏记》中指出这幅画是后人的临摹，这是因为这幅画存在多处后人补笔之处，有时人们认为这是这幅画的缺憾，不过笔者认为没有补笔修改的地方则应是王维的真迹……因此这幅《江山雪霁图卷》对于研究南画起源方面有着重要的资料价值。”(第26页)另一幅为《伏生授经图卷》。他认为此图底本为真迹，后人有补笔之处，这种观点在今天学界仍有一些赞同者。在内藤湖南的审美观念里，“南画”是一种十分高雅的绘画，尤其是近世的南画，趣味是十分重要的条件，讲究荒寒或者松秀，在奔放的情趣中有一种趣味。内藤湖南的“南画”研究之所以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其史学研究思维是分不开的，正如当代日本学者谷川道雄所评价的，内藤湖南擅长把握历史的整体性，强调对历史变迁过程的正确把握，重视史学研究的框架。 内藤湖南对“南画”长达20余年的关注和研究，其观点是不断发展的。1921年11月在南画院《南画小论——论中国艺术的国际地位》演讲中，认为“中国艺术长期变迁的结果，形成了不断在发展的南画”(第179页)，他改变了将元四家作为“南画”全盛时期代表的早期观点，而将之下推至乾隆年间。他对艺术的发展演变逻辑也进行了分析，认为艺术风格到达和谐完美的最高阶段后，就会被以后的时代破坏掉，然后进入一个更新、更高的调和阶段，如此周而复始地渐渐形成所谓的“南画”体系。之后，内藤又在《日本风景观》(1927年)和《关于日本南画的鉴赏》(1933年)两文中，推进了他对“南画”趣味及其历史进程的理解，认为无论是王维还是李思训，甚至是吴道子，都没有发展到笔法墨法兼而有之的程度，真正开创水墨画之大成的是唐末五代时期的荆浩。“直到宋初，这一期间，李成异军突起，成为北画之祖，董源则成为南画之祖”，(14)改变了之前认为王维是“南画”之鼻祖的观点。 综合分析，内藤湖南从内外两方面对“南画”的世界性文化价值做了总结。首先，他认为当时中国处于战乱和疲弱的时代，但“其艺术作为数千年积累下来的文化传统的结晶则更加出色，也许会领先世界潮流。近来，中国人似乎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点。据一位中国的思想家说，从前无论哪个国家，只要是由国民组成便都有人民创造的文化，这些文化都对世界文化做出了贡献”(第176页)，而“南画”代表中国最灿烂的艺术形式，它是中国特殊的皇权体制文官制度在艺术层面的一种表现形式，会对世界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其次，他对于西方人也会加深对“南画”趣味的理解充满了希望，“西方人收购的绘画中古代的作品对于他们来说比较容易理解，对于新时代的作品则理解不够充分，但是笔者认为总有一天他们能够充分理解”(第177页)。内藤湖南可以说是面对东方文人趣味的“南画”发展困境，充满信心地宣扬其世界性文化价值的第一位学者，较之中国的陈师曾、俞剑华振兴文人画，傅抱石力倡“南宗”绘画理念的时间都要早。所以，他在“南画”研究方面有着重要的学术贡献，不仅应和了日本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绘画新的收藏动向，而且也促进了东方文人画体系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无论是在中国史学研究方面，还是“南画”等艺术领域，内藤湖南总是将自己置身于东亚范畴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感受与领悟当中，进而也在中国学的多个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提升了东方文化艺术的世界地位。对于内藤湖南在“南画”方面的研究价值，日本学者奥崎裕司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到1920年代左右，内藤湖南对中国“南画”的推崇虽然没有受到日本学界的更多重视，但这并不妨碍内藤湖南是日本学界真正理解中国古代主流绘画的代表。奥崎裕司说：“那时人们还没有认清内藤预言中国的南画对世界艺术影响最大这一点。这是为什么呢？还有，在内藤之后，日本出现了许多南画论、董其昌论，但并没有出现像内藤那样给予南画高度评价的人。另外，也没有出现像内藤那样从各个角度去评价南画的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迄今为止，日本的鉴赏家们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社会的世态影响着绘画，所以，就山水画来说，中国人现在真正追求的绘画精神，日本人也是无法充分理解的。至于对中国绘画最近才抱有兴趣的西方人来说，对之不能理解就并不奇怪啰。正如内藤以上所说的那样，世界上的人们之所以认为南画对世界艺术的影响不大，这是由于大家还没有充分理解它的缘故。另外，之所以在日本像内藤那样高度评价南画的人还很少，也是由于日本人还没有充分懂得南画精神的缘故。所以，我对日本有能如此高度评价南画并能从各个角度评价中国文化的内藤湖南而引以为豪。”(15)笔者认为，奥崎裕司的评价是非常准确的。 就学术研究的现实意图而言，要对内藤湖南在“南画”研究中所表现出的文化解释优势心理和历史主义色彩有足够的警觉意识。这是由于日本近代社会发展元素的复杂性和中国自身的时局，导致两者出于不同的目的，将中国进行了段落化理解，对中国文化的多民族性也有解构的倾向，普遍认为中国这个机体和文化已经停滞不前，“中国”只是一种近代意识。内藤湖南依托其“东洋文化中心变化论”，断定日本一定会取代中国成为东方新的文化中心，这种观点与福泽谕吉、冈仓天心等人的主张有很大的相似性，这是我们在解读内藤“南画”研究时不可忽视的一点。而事实上，在很多日本学者眼中，中国文化既是一种外国的文化，又不单纯是外国的，恰如当代日本学者谷川道雄所说：“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可以说也是由过去形成了结构，至今仍在其延长线上运行的。因此，我们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有着特别的亲近感，尽管是外国史，但又有一半好像是在研究自己国家历史的感觉。”(16)长期以来，日本在向中国学习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发展着自己的文化，但很多中国的文化元素已经深深地融入到日本的文化血液里。所以，无论是近代以来出于国家独立意识的否定和蔑视，还是学术研究范畴的观点辨讹，不仅仅是针对于中国，或许也会不时地牵动着很多日本人原初的文化情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