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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公共生活”与艺术生产 需要从一个政治“事件”说起。1402年是一个伟大的年代，伏尔泰称之为“世界史上最伟大的纪元之一”，的确，一个新的艺术时代开始了。那一年，米兰大公国的专制君主吉安加利亚佐·维斯孔蒂(Giangaleazzo Visconti)围攻佛罗伦萨，造成了佛罗伦萨城的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在这场危机中，佛罗伦萨的自由共和政体受到了考验，佛罗伦萨的爱国主义情感被激起，对于自由的热爱与保卫自由的决心使得城市市民团结在一起，在一批具有自由意识，并且热爱共和政体的人文主义者的带领下，进行了卓绝的抵抗，抵抗在军事上不成功，然而命运女神垂青了佛罗伦萨，就在佛罗伦萨不可再支撑下去的时刻，吉安加利亚佐·维斯孔蒂却因为突发的疾病而死亡，危机戏剧性的化解了。而在这一过程中，按照历史学家的看法，佛罗伦萨人民变得更加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共和政治的传统，并产生了对有助于这个政治传统和道德准则的，从古典时代流传下来的古典文化的兴趣。而这个危机仅仅是15世纪前三十年佛罗伦萨遭遇的诸种政治危机中的一个。 在这一过程中，佛罗伦萨的文化产生了一个飞跃式的变化：由萨琉塔蒂和布鲁尼完成了拉丁散文(letter)的复兴，同时开创了人文主义的俗语的历史学著作，特别是佛罗伦萨城市史的撰写；在建筑领域，布鲁内莱斯基完成了古典建筑艺术的复兴；多那太罗开始在雕塑领域创造新风格；马萨乔开始创作具有文艺复兴风格的绘画，初期(early)文艺复兴上演了华丽的一章。而这一创造新文化的过程恰恰与佛罗伦萨自由共和政体的危机相一致。这引起了历史学家和艺术史家的极大的兴趣，著名的文艺复兴史家汉斯·巴隆认为，在长期的战事中，佛罗伦萨的领袖们将人民聚集在一起，把他们与维斯孔蒂的战争描述为自由的共和制与暴虐的君主制之间的战争，是古希腊、罗马共和国的理想与罗马帝国、中世纪王国的理想之间的战争。巴隆指出，佛罗伦萨处于危机的时刻，正是早期文艺复兴主要人物登场亮相的时刻，这些人就包括吉贝尔蒂(Ghiberti)、多纳泰罗(Donatello)、马索里诺(Masolino)和布鲁莱契斯基(Brunelleschi)。他们的头脑中充满了共和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文艺复兴的思想正是从这群人出发逐渐成为主流②。 持续的军事冲突造成了佛罗伦萨国家内部的行政体系的完善化，而军事的斗争与意识形态上的斗争，特别是政治的诸种政策的宣传，城市自我形象的宣传，都需要艺术的参与，而一种具有新风格的，体现出公共性质的新艺术应运而生了。 在一系列的冲突中，佛罗伦萨把它自身视为“自由”的代表与捍卫者，视为罗马共和体制的继承者，每一次胜利或者说侥幸的逃脱都被视作“自由”的胜利，而每一次胜利都需要宣传，这就产生了对公共艺术的需要。而这种需要体现着佛罗伦萨的城邦政治与他们的艺术生产之间的联系。城市的政治生活使得城市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这个共同体需要一种形式表达自己的集体感、价值观与荣誉感，这个时候，艺术作品，甚至城市本身就成了这种表达的最有效的手段，城市公共空间的建构，美的艺术的生产，都构成了城市这个文化共同体对艺术的需要③。 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政治形态非常特殊。佛罗伦萨的政治制度可以简称为“城市共和国”，这种政治体现源于11世纪的欧洲城市中的“公社”的兴起。从11世纪开始，在伦巴底和托斯卡尼的高度城市化了的地区，城镇成为政治活动的中心。城市从封建和教会领主手中夺得自治，并最后得以统治郊区农村。在政治体制上这一发展过程的特点是“公社”的兴起。它最初只是城镇居民为保护自己利益而组织起来的私人联合团体。这种市民团体体现出了极高的效率和对于城市的“主人翁精神”，这些团体热爱城市，并且乐于发展城市，因此公社比主教、伯爵更能有效地管理城市，它在经济、社会求助、军事自卫、公共事务管理等方面都体现出了政治所应当具有的人民性，公社的存在完全是为市民的，因此它比封建政权具有更为广阔的政治基础。这些公社政府是自从罗马时代以来，第一个得到了意大利城镇居民忠心和信任的世俗政治机构，它的存在使得城市赢得了民众对于城市本身的热爱。 城市公社这种政治形式的出现与成熟使得城市内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活动产生了重大变化，中世纪时期简单而静止的城堡生活被一种丰富多彩，甚至波涛汹涌的城市共和国的社会生活所取代，城市内部孕育出繁多的社会群体，而这些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城市共和国社会生活的主旋律。每一个人都归属于一个或多个社会群体，人们不是以自我的方式参与到城市生活中，而是作为某个集体的代表而成为城市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在我们的时代，每一个城市人几乎像“单子”一样存在，个体的自由与独立使得他最倾向与集体保持一种两不妨碍的距离，集体生活并不是城市生活的主流，特别是后现代的大都市中。而文艺复兴初期的城市完全是属于诸种集体的城市，正是这种集体生活决定了佛罗伦萨城市艺术的公共性质。构成集体的纽带可以是经济利益，可以是共同的信仰，也可以是血缘、行业、居住区，等等。 佛罗伦萨社会生活中的“集体”主要由以下几种形态：一、政府。由代表着城镇选民的立法大会和负责行政管理的执行委员会构成，两个委员会具有鲜明的民众化(Popol，波波洛)特点。二、行会。它实际上是城市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单位，一切个人只有作为行会的代表才可能参与到城市政治中去。三、党派。佛罗伦萨的政治生活还有超越阶级的利益集团，一方是新教皇的资产阶级集团，叫作“归尔夫派”；另一方是拥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齐伯林派”，两方面的冲突构成了佛罗伦萨政治生活的主旋律。第四，当然是教会。尽管在城邦中教会丧失了政治与经济的主导权，但它仍然是十四、十五世纪社会生活中影响力最大的一种社会组织，人们对于信仰仍然执着。 除以上之外，佛罗伦萨还有一股强大的政治与文化势力——家族。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家族始终是佛罗伦萨社会生活中的基本核心，存在于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系，是这个城市的社会结构中最强有力的纽带。家族是以血统关系为基础而结成的社会单位，家族在佛罗伦萨的经济与政治生活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还有一种民众基础广泛的集体形式——兄弟会。兄弟会首先是一个市民的宗教组织，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却是市民集会的一种形式。在文艺复兴初期的佛罗伦萨，即便在宗教领域，个人也是以集体的形式参与到宗教活动中的。“兄弟会”构成了市民最基本的集体生活。兄弟会的宗教活动，一方面满足了广大世俗民众的宗教热情；另一方面，也为居民的交往和娱乐提供了机会和场所。 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赞助来看，这些集体是最主要的艺术赞助者和艺术品的消费者，每一个集体都需要一种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与观念，需要建构出一种“公共形象”，艺术承担起了这一职能，即公共交往与展示的功能。城市的市民性质使得城市居民对于城市有一种归属感，一种主人翁意识，这构成了他们捍卫城市自由，捍卫城市荣誉的源动力。市民们以城市为荣，并且由于对城市的认同，藉城市的富庶与美好而来的自豪感与荣耀感，形成了城市市民所具有“地方主义”，这种情感上的地方主义极大地影响着城市的规划，城市的公共建设和城市的美化，特别是城市造型艺术的生产。城市的集体式的生活与集团化政治对于文化的影响也极为深刻，集体的意志与精神需要一种感性化的方式来表现，需要集体的仪式与庆典活动来彰显，结果这构成了最现实的艺术赞助的动因，特别是由于用艺术来彰显集体的意志与精神，这有力地推动了艺术的公共性，或者，强化了艺术的公共性的一面。同时，造型艺术本质上是一种顶级奢侈品，没有集体的经济力量，普遍的艺术赞助是不可能的。因此，艺术作品的最重要的赞助人，收购者与订货人，甚至是消费者，是政府、行会、家族、教会、兄弟会等集体。集体借助于赞助艺术，以及对于艺术的所有权，介入城市公共生活，这是那个时代人们需要艺术的最主要的原因。1402年之后的繁荣正是这样一种“介入”的体现，艺术在这个事件中成为表现“集体意志”的最主要的手段，并且成为文化的地方主义最主要的表现手段。 总体说来，佛罗伦萨市民在情感上的地方主义和个人生活方式上的集体主义，有利于艺术，特别是公共艺术的发展，城市本身、公共建筑和雕塑，以及大型壁画在这样一种公共氛围中得到了发展的机遇，这种氛围实际上成就了佛罗伦萨的艺术繁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