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20世纪以来学者对弦乐器起源问题之探索 上世纪30年代，日本音乐学家田边尚雄在《中国音乐史》中首倡中国弦乐器西来说，“琴瑟之原型似为苏美尔人共通之乐器，瑟即Dulcimer，波斯方面极多，似亦由苏美尔人移入者。此因中国民族尚在其原住地与苏美尔人保持共同文化时，已有琴瑟之原始形乐器矣”[3]，郭沫若等亦附会此说。民族音乐学家萨克斯则认为中国弦乐器与南亚竹管琴存在渊源关系，“由管形齐特拉琴(Zither)分化出半管形齐特拉琴，成为中国的琴的母胎”[4]，故林谦三在《东亚乐器考》中对琴、瑟、筝、筑、箜篌等中国早期弦乐器的起源、形制与流变情况予以详尽考释后指出，“中国古代的琴、筝、筑等弦乐器之重要者，其原始母胎的半管状琴(Halbr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音乐史学得到长足进展，对弦乐器起源的研究也日渐明晰。杨荫浏先生曾明确指出：“关于这一时期(商代)是否已有琴瑟等弦乐器，目前我们还没有达到可以明确说明的地步。这里存在着这样的矛盾，我们有着不少关于琴瑟等弦乐器起源的传说，可是还没有发现考古学的，甚至文字学或语言学的证明。郑重一些，我们目前还只能暂取存疑的态度……关于商代有没有弦乐器，目前，因为没有可靠的材料，还是一个存疑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商代还没有弦乐器。其理由是因为在卜辞中还没有发现琴瑟等代表弦乐器名称的字。但根据商代音乐的发展情况和乐器史一般的发展规律来看，似乎商朝应当能有弦乐器。关于这一问题，我们目前宁愿耐心一些，等待新的发现和继续的探索，还不急于判断”。[7]李纯一先生亦言：“关于商代弦乐器，迄今还未发现任何考古实物……不过按理说，弓出现于远古时代，商代之有弦乐器很有其可能。但目前缺乏实证，又不知其本名为何，只好耐心等待将来的考古发现来解决这一难题”。[8]琴史专家许健先生对此亦表认同：“琴是我国历史久远的一种乐器。关于它的最早的情况，现在只有一些传说。例如它的创制者，在古籍中记载的有：神农、伏羲、尧、舜等。虽不可信，但很早就产生了琴，这一点却是无可怀疑的”。[9] 我国音乐学家对琴瑟等丝弦乐器的起源历来持较为审慎的态度，各家观点也渐趋一致，其间虽偶有新见面世，但多经不起推敲，兹不赘述。以甲骨文考释来研究商代弦乐器的发展状况是这一时期学界一个新的关注点。考虑到古文字中的弦乐器出现亦晚，甲骨文和金文中均无明确的弦乐器字形，战国时期的籀文中始见“琴”、“瑟”等字，正与出土琴瑟的时代相合，这也反映出琴瑟的成熟与完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目前认定商代可能存在弦乐器的主要依据就是罗振玉先生对“乐”的解释：“从丝附木上，琴瑟之象也。或增‘θ(白)’以象调弦之器，犹今琵琶、阮咸之有拔矣”。[10]然卜辞中“乐”字均为地名，无用作“音乐”义之辞例[11]，且音乐学界对“乐”之初义尚有不同看法。唐健垣先生在肯定“乐”为“丝和木”，意指“齐特琴”的基础上，又对甲骨文中含有词根“弦(  ， )”和“动作( )”的字形 、 、 加以考释。三、考古发掘中所见之早期弦乐器 由于丝竹类乐器难于长久保存，故目前考古发掘的实物殊少。据音乐考古学家王子初统计，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弦乐器实物，琴有两例，即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和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1号墓出土的七弦琴①，其中曾侯乙墓琴是目前考古发现所见时代最早的琴，可以上推至2400年以前的战国早期。瑟出土较多，迄今已有数十件，主要留存于鄂、湘、豫南等古代楚文化圈中，如湖北当阳曹家岗5号墓瑟、当阳赵巷4号墓瑟、江陵雨台山楚墓瑟、荆门包山墓瑟、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墓、2号墓出土的6件战国早期瑟等，仅曾侯乙墓一次出土就达12件之多，为出土古瑟之最。在目前出土的瑟中，二十五弦瑟亦多达12件，足见文献所言绝非向壁虚构②。由此可见，尽管瑟在先秦时期是一种在中国南北方广泛使用的弹弦乐器，但丰富的考古资料显示，这种乐器在南方地区尤其是楚文化圈中更为风行。考虑到留存至今的先秦典籍，均为中原地区的遗存，必须注意到其地域文化的局限性。《诗经》等文献中所描绘的琴，反映的是西周中后期中原地区弦乐器的使用情况，在南方地区，琴的使用似乎不如瑟更为广泛。 此外，战国时期虽偶有七弦琴出土(如郭店楚墓的战国中期器和长沙五里牌3号楚墓的战国晚期器)，然其形制近于曾侯乙墓所出十弦琴，与汉晋间定型并留存至今的古琴形制差异较大。不断丰富的出土实物，已经证实中国早期弦乐器有其自成一体的脉络。按时代先后看，自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和五弦均钟，荆门郭店、长沙五里牌出土的七弦琴直至西汉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半箱式七弦琴，可见其在形制结构、制作手法和造型风格等方面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而且这些华夏早期弦乐器的出土范围均位于中国南方湖南、湖北地区，属于楚文化圈。可见这种半箱式古琴，“原本是苗蛮集团的乐器，属于古代楚文化的乐器，它是由楚文化传入华夏文化中来的”。[13]王子初先生据此得出结论，“现在古琴的形制，是在两汉早期到魏晋时代之前这一时期内形成的”[14]，这也这从考古学角度证实了琴瑟等丝弦乐器的形制绝非一成不变，必然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而日臻完善。从目前出土琴瑟之定律与形制看，均较完备，远非草创之雏形。故弦乐器在此前必定经历过相当长的历史发展阶段，是毋庸置疑的。 尤值一提的是，1996年新疆且末县扎滚鲁克地区出土了三件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木质箜篌，2003年鄯善洋海墓地又出土了三件公元前7世纪前后的箜篌，这便意味着这种被认定为是西汉时期所创制和传入的弦乐器其时代被前移至战国时期，又给我们探索弦乐器的起源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弦乐器与两河流域文化似乎存在某种渊源关系。但也应当看到，文本记载的汉武帝时代所创制的箜篌为卧箜篌，而新疆出土的战国箜篌为竖箜篌，“其源可上溯至亚述的水平角形竖琴，其中又融入相当斯基泰文化及西域当地文化的因素。所以说，新疆出土箜篌是一种经过多元文化熏陶而形成的水平角形竖琴之西域亚种”[15]，与琴瑟等齐特(Zither)类弦乐器原非同宗，而且有关这一时期中原与西域地区音乐文化交流史料目前仍付阙如。虽然日本音乐学家岸边成雄对此早有推测，“卡龙(qānun)是古代东方的皮萨泰里琴(psaltery)，在波斯和土耳其称作桑图尔……中国和朝鲜的洋琴是正梯形，立有弦马，用其两侧调成两个音，用很柔软的细竹棍敲奏，从这点看，它们是否与桑图尔属于一个系统呢”[16]，但尚未找出切实可靠的历史依据。何况“箜篌”究竟是外来语cank的音译还是“坎侯”一语所衍，迄无定论。因此，新疆箜篌的出土虽然对考察中国早期弦乐器形制之流变与先秦中西音乐文化交流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学术意义，但以此论证中国弦乐器西来说，尚缺乏足够的历史依据。 综上，笔者通过文献载述与出土实物的二重释证，并结合音乐学家的相关研究成果，试对中国弦乐器的起源问题略陈管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