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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世界各民族乐器史上，“从体鸣打击乐器形态到膜鸣打击乐器形态，再到气鸣乐器形态和弦鸣乐器形态，这就从乐器起源的形态上构成了一个顺序发生序列，这一序列迄今已为中外考古发掘所见乐器所证实，并得到中外大多数音乐学学者的赞同”，[17]中国乐器的发生史自然也概莫能外。以琴瑟为代表的弦乐器在产生伊始，也只是民间流传，社会地位颇低，“三《颂》中祭神乐器无琴瑟，《风》、《雅》中虽见琴瑟的使用，却是用于燕乐男女之私，足见这类乐器传统不古，没有资格供奉宗庙鬼神”。[18]只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士大夫阶层的崛起和音乐世俗化思潮的冲击，琴瑟之声方才逐渐取代钟鼓之乐上升为“八音之首”，成为士大夫阶层“无故不彻”的常用乐器。 汉代独尊儒术，礼乐日隆，古琴作为儒家礼教乐化的代表性产物而声名显赫，遂一反世界乐器发展成规而成为华夏乐器之始祖，甚至具备“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19]的封建伦理学功效，这岂是音乐起源时代所能达到的境界？传世典籍数言伏羲、神农造琴瑟，全为汉晋时人所增益附会，自无足信。即以影响最大，引述最多之《世本》而言，其撰者及其成书年代，目前说法不一，然其成于战国秦汉之际，则无可疑③。所言伏羲、神农之史事，皆出后世伪托。王光祈早已指出，“但采用中国古籍，亦有一定限度……其实庖羲氏之有无其人，已是荒远无据，而况世界各种乐器之进化，实以‘丝弦乐器’为最晚，因其材料及组织皆较其他敲击或吹奏乐器复杂故也……换言之，《世本》此种记载断不能引为依据”。[20]即以此书或有可采，然其记述仅始于黄帝④，伏羲造琴的史事根本就没有纳入《世本》的记述范围。且《世本》在宋代即已亡佚，今之所存乃清人“搜练古今，博采沉奥”而成，其增益附会，去古远矣。因此，“所谓伏羲氏发明琴瑟者，即中国民族将对于乐器之一种理想，付与理想的人物伏羲氏也”[21]，可见伏羲、神农的传说，不过是给琴瑟平添了几分历史神秘色彩和儒家人文理想而已。 其次，既然圣王制器之说既不足为凭，而甲骨文中迄今尚无弦乐器之专名，亦无同时代之出土实物与图像相参证，故考查弦乐器之源流，当具历史进化之眼光。以琴瑟代表的中国弦乐器又因与儒家的密切关系而承载了国人过多的审美理想，已成为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显然具有礼乐文明清晰理路的古琴文化的出现，势必经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历史演化过程，绝非一蹴而就。当然，弦乐器起源虽晚于他种乐器，然其历史之悠远，则信然有据： 最早的描述以表音符号或表意符号的形式出现在苏美尔人的书写板上：半椭圆形的竖琴上带有三根弦，琴的下端比上端略厚，这可能是一块共鸣板。几乎同时的乐器出现在晚一些的王朝早期第一阶段；还有一些早期王朝第三阶段(公元前约2600年)的刻有人物浮雕的石灰石装饰板，这种竖琴的弯曲程度比以前小，而且还带有六、七根弦；它们的尺寸不一，随演奏者身材大小而异……不列颠博物馆所藏的从乌尔王室墓地发掘的著名的“普阿比皇后之琴”(公元前约2500年)则比它们复杂得许多；琴颈变直了，共鸣箱也扩大了，过去的弓形因而成了三角形，琴弦也增加到十一根。[22] 竖琴的形式相当精确，并与三、四百年后在印章和祭献板上所描绘的相一致。这种乐器可以定名为不对称抛物线形弓形竖琴，演奏时保持垂直姿势。它的形制既有大型的立式竖琴，也有可以随身携带的小型竖琴。起初它有三至四根弦，在乌尔第一王朝时期有十一至十五根弦。自格姆德特-纳萨尔时期(公元前2800年至2700年间)以后，在印章和轮状印章所盖的印以及浮雕上都显示了里拉琴的图像……显然，弦鸣乐器在苏美尔音乐文化中起着首要作用。[23] 在古埃及、古印度的音乐考古资料中亦不乏此类弦乐器，足见其历史之悠久，流布之广泛，与我国新疆出土的竖箜篌亦有某种渊源关系。“古代巴比伦的乐器有里拉和长颈鲁特琴两种弹拨乐器，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弦乐器。当时中国则有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目前还没有发现弦乐器。古代巴比伦音乐，继承了苏美尔文化的弦乐器，对后世西亚、非洲、东亚音乐中弦乐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4]田边尚雄首倡的中国弦乐器西来说，即以此作为理论依据。但尤应指出的是，以琴瑟为代表的中国弦乐器多为齐特琴，与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等地区的竖琴、里拉琴、琉特琴无系属关系，且目前亦无足够史料可以证实远在乐器萌生的洪荒亘古即存在着华夏文化与西域文化、古印度文化乃至两河流域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印度音乐文化中亦有创乐神话，如印度传统弦乐器维纳(Vina)就被认为是梵天之子那罗陀的发明，那罗陀因此被尊为德瓦乾闼婆或乾闼婆拉甲(天乐之王)。“有关维纳琴的最早文献资料比第一批足以肯定该乐器的图像还要古老，它们源出自中吠陀时代(公元前6世纪)，主要源出自《梵书》。《耶摩尼梵书》是这样描述维纳琴“它有七根琴弦，一个琴颈，一条背带，一个蒙有兽皮的琴身，上有音孔数个，另有一个拔子”[25]，这与我国伏羲、神农造琴瑟的传说颇多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圣王制器乃是民族音乐学中一个广泛流行的“母题”。 最后，中国弦乐器如琴瑟等均以丝弦为振源，而制茧成丝工艺的形成则是农耕社会桑蚕业兴起之后的产物，且《尚书·禹贡》中亦有弦丝为琴的记载，所谓“莱夷作牧，厥篚檿桑”⑤，这与我们普遍认为的由狩猎工具——弓弦演变而成的以弓形竖琴为代表的弦乐器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以琴瑟为代表的中国弦乐器，其产生与发展必然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何况一般认为弦乐器的激发方式是先有“拨”和“击”弦，“擦”弦产生较晚。而以琴瑟为代表的中国弦乐器具有自身独特的形制，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弦乐器在形态、材质、定弦法和演奏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这一点也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并予以探究。 综上所述，较早进入农耕社会的华夏先民在原始音乐文化积累的基础上，利用当时的生产手段，绳丝为弦，爰伐琴瑟，最终创造出华夏民族独具特色的传统弦乐器。我们通过对中国弦乐器产生的考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秦汉以来古琴艺术的递兴嬗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