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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钩稽补罅 即便有如此众多的史料“新见”，但在笔者上文提及的“三层次”中，依然有遗漏及舛误。现依笔者近年的搜集、研究、整理所得，综而合之，述列于下。 (一)卒年 曾志忞并非1929年去世，(22)而是1927年，据清癯(23)写于1927年12月25日的《曾志忞接灵记》(24)报道：“曾少卿之子曾志忞，自病殁于北方，迄今已数月”，即：曾志忞是于1927的12月25日数月前病逝于北方，这一说法与“陈说”相差两年，以此推断“清癯报导”中之“数月”，如果“陈说”——“阴历七月初七后一两天病故”(25)的记述是准确的，那曾志忞的“殁日”，当为1927年8月4日后的一或二天内，时在农历丁卯(兔年)戊申月的庚午与壬申之间。而接灵的地点为：嘉邑——现上海嘉定区的“瑞芝义庄”，(26)该报导还说： 昨日(即1927年12月24日——引者)，为曾氏接灵之日，其仪仗虽非极盛，而点缀亦应有尽有，中有十骑十伞及军乐队等；以外，如邑(即嘉邑——引者)中因有之三班与香亭路祭、僧道，概屏弗用；沪上贫儿院之西乐，则于先一日到嘉，是日最为出色者，以此为风头。盖该院即为死者所手创，而二十余青年子弟，特地来送，亦分所应尔也。路由(即行走之路线——引者)自义庄出发，进城兜大十字街，然后至学(即庠——嘉定县学)前汇龙谭(现位于上海嘉定镇南下塘街——引者)接灵位起岸，由其夫人曹氏(曹汝霖之妹——引者)扶其庶子(妾生之子)拥坐篮舆(类似于人抬的轿子——引者)而回。唯送迎者绝尠(同鲜，很少之意，引者)，以曹氏，虽家属侨寓邑中，而出外之日多，乡谊极薄，酬酢往来，非其所有焉。(27) 上文虽短，但透露出一些有益的信息，即：1927年12月24日，曾志忞灵榇被从北戴河刻有“心坟”(为“忞”字分拆而成)的曾氏别墅，(28)迎回“嘉邑义庄”(29)时，上海贫儿院的军乐队、西乐队为其奏乐送行，而“邑中因有之三班与香亭路祭、僧道，概屏弗用”，表明了点滴受教于东洋的曾志忞及其弟子们的文化倾向，即：以洋式的文化场面，对曾志忞葬礼予以陪衬；同时，20余曾氏青年弟子、曾嫡夫人(即第一夫人)曹汝锦及妾生庶子(人数不详)亦在场；在作者清癯看来：弟子送行，“分所应尔”——理所应当，而“送迎者绝尠”，则因曹汝锦及曾志忞“出外之日多”，使得乡谊变“薄”，让本应热闹的场面，变得“非其所有焉”。此语，映衬出曾志忞身后事之凄凉！“名重一时”的曾志忞，该有隆重的下葬场面，但“非其所有”的原因是什么？除“出外日多”、疏远了乡亲外，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二)微辞与皇匾 有一日本人办的杂志《社会世界》于1912年报导： 社会主义不行，社会无慈善可言，且适足济奸人之恶，支那曾志忞者，鸦片烟鬼也，不知出于何氏，为曾某抱养成人。借其狡猾欺诈手段，在沪上创两贫儿院(因该院分男、女两院，故如是称——引者)，以掠夺金钱，鱼肉善类，且尤妬(妒——引者)嫉同办慈善事业之人，杭州张摩诃——杭州孤儿院院长也，受其污蔑，已至再三。其原因为：曾志忞所办贫儿院，虐待贫儿，惨无人理，张摩诃颇能合于慈善宗旨，相形之下，为人指摘故也，曾志忞既霸占玉佛寺财产，入诸私囊；尤复肆其凶焰，骂人为乐，曾志忞真狼心狗肺之徒也！此种狼心狗肺之徒，虽有社会主义圣药，亦无以医之，唯有以赤血黑铁相饷耳！(30) 上文，为笔者所见曾志忞唯一被攻击之激烈“言辞”，其所指陈，如：“掠夺金钱”“鱼肉善类”“霸占财产”“骂人为乐”“鸦片烟鬼”曾志忞是否为抱养而非曾铸亲生……均无从查考，但也不能无中生有，笔者本着有文必录的原则，立此存照，以便后学考证；而张摩诃及其所办杭州孤儿院，查当时报刊，确常有资金不足、举步维艰之“现状”，据云：“壬子(1912——引者)元月间，由本城(即杭州——引者)东‘定香寺’僧恒德屡次来院(杭州孤儿院——引者)，要求组织城东孤儿院事，将该寺不动产田一百亩，作为常年食粮，开办费略已筹妥，不料佛教会副会长杨见心君中途阻止，因无效果，可惜失了许多孤儿的机会。”(31)反倒，曾志忞所办上海贫儿院，事业兴旺，资金隆裕，招致妬恨，非曾君莫属！而使其成为“众矢之的”并鲜为今人所知的事件为：清光绪帝于1908年御赐上海贫儿院一方匾额。具体经过：上海贫儿院院董曾铸(字少卿)殁(时间：1908年5月25日—光绪三十四年4月26日子时—23时—1时(32))，即刻，在端午节(1908年6月3日—光绪三十四年，岁次：戊申，月次：戊午，日次：初五)，曾志忞等遗族，呈江苏都督帅府一扎，不久，即被批复，曰： 上海绅商捐资创设贫儿院，援案恳恩褒奖一案，业已钦奉，朱批“允许”，转行钦尊在案，兹承军机处寄奉：御赐匾额一方，文曰“广学流慈”，合亟札发，札到该司，即便转发该院(即贫儿院——引者)职董收领，敬谨悬挂，具报毋违！(33)由此可知，曾少卿遗愿(因未见贫儿院成立之景象，即死)未果、曾志忞等在将成而未立贫儿院(其首次招生日期，为：1909年4月20日)之时，即沾皇族之气而夺人耳目！那怎能不招蜂引蝶，以致狼奔豕突呢！特别当皇家的保护伞收起，乃至倒毙(民国之始，万象更新，帝国轰然倒塌)之日，脏水的倾泻，势所必然！ (三)北行 原因之一是：曾少卿所倡行的“抵制美货”，在官在民，两重天，因而导致的负面效应，学界虽有提及，但亦有疏漏！因，此与曾志忞举家北迁有关，故不得不赘述如下： 在民，虽因美方，《排华法案》——史称《吉尔里法案》或《基瑞法案》(1892)中，对在美做出巨大贡献的华工，拒之门外，暂停华人的“入美移民”，并在1894年迫使清政府签订《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以下简称《限约》)中，美其名曰“保护”，实则使“限禁华工”的现实合法。1902年，又无限期延长了这一条款［甚至在当今的《美国法典》第8篇第7章之标题，赤裸裸得写明“排除华人”(Exclusion of Chinese)，这是截至目前，美国唯一公然针对特定族群的法律章节，其“排华”的意向，肆无忌惮！］。1904年，当《限约》十年期约届满，国内舆论和各界民众均要求废约：旅美华侨10余万人，率先联名要求清政府同美交涉；曾少卿则在国内，一马当先，以个人名义，致电“外务部”：“吁恳峻拒画押，以伸国权而保商利”。(34)除其“拒押”外，要旨还有：“美如坚持此约，则中国商民均相戒：不用美货，以为抵制。”此后，抵制美货，蔚然成风，曾少卿一时成为民族英雄，并于1905年11月，(35)当选为上海商会总会长。 在美官方眼中，视曾少卿为“罪魁祸首”，美驻华公使柔克义(1854～1914,William W.Rockhill)，点名要求：“将其革惩！”清政府迫于压力，两次密令地方大员缉拿曾少卿，部分美国商人，同时散布对曾少卿的不利流言，甚至有些美商，将抵制美货运动，视之为新的“拳乱”——即“义和团运动”。1905年8、9月间，柔克义多次要求外务部惩罚曾少卿，在他的压力下，外务部致电江督(即江南提督，为清朝统率江南军务的最高长官，时为周馥，从一品——笔者注)磋商，但江督和沪道(上海的道台，监督苏、松、太两府一州的地方行政长官，时为袁树勋——笔者注)都未同意，鉴于压力渐增，江督希望袁对曾“讽劝离沪”。(36)实际情况：曾少卿虽未彻底离开上海，但他曾到澳门暂避风头，(37)而其所任上海商务总会会长，仅一年就被宁波帮商人取代，在1906年12月上海商业总会第二次换届选举，曾少卿连议董的位置也未保住。但他并未就此消沉，转而发起并创办了以振兴商务为己任的上海崇实商学会，还继续声援江浙路权(当时隶属英国)斗争，即刻引致英方忌恨和清廷严防。以致后来，上海商务总会的继任，生怕与其粘连，要以登报声明方式，与“激进分子”曾少卿“划清界限”；(38)而更为有针对性一则“关键材料”，时至今日，未入学界“法眼”，即：清廷皇家公文《合行密饬札》——《奉饬转知各行勿轻信曾少卿倡抵美货》，内容如下： 顷闻曾少卿在沪，倡抵美货之议，不用汇丰钞票，不与怡和贸易，已发传单四万张，传送各埠，信义储蓄银行司事尹克昌，从而附和，亦发传单，此等无意识之举动，无益于路事而有碍于邦交。现路事已有转机，若经说鼓动，商民不知底细，必多纷扰，殊于市面有损。祈诸公饬属，刻速密谕商会，剀切开导，告以此说，万不可听信！宣布：如接前项传单，务即销毁，敦促江浙沪官绅，设法维持，自有转圜之策，切勿误信人言，自贻伊戚大局，幸甚……合行密饬札到……即便遵办！［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1908年1月18日，为录札日)，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908年1月22日，为天津商务总会的接札日)详天津档案局1908］ 据笔者在天津档案局查到的信息表明，此札分别派送至：天津商务总会、直隶通商事务兼管海防蔡兵备道、两江总督府等处(至于各地的同类“札”文，待访)。此“札”清晰表明了清廷对曾少卿“抵制美货”的打压态度。在此札发布四月后，1908年5月27日，肝火甚旺、年仅59岁的曾少卿气绝身亡，与此有多少干系，待查。 (四)建“寿渔堂” 此为北行的另一原因。何谓寿渔堂？严修(清末学部左侍郎，字范孙或范荪，号梦扶，别号促屚生，1860.6.2～1929.3.14，原籍浙江慈溪，生于天津)云：“‘寿渔堂’(以下简称‘堂’——引者)者，留学扶桑早稻田大学政学士曾君志忞，为其先尊少卿先生纪念而筑之祠堂也［(先生别号寿渔，因以名之)详严修1919：无页码］，地点：天津意租界五马路［现意大利风情街，福楼·巴黎式经典法餐(厅)，河北区光复道37号］，样式：为一典型的中西结合建筑［因其南北两面的廊柱数量，按道德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理，从右至左，依次排列为1、2、3(共六柱)，而廊柱方式，又是典型的西方建筑样式，再加一中式大屋顶，只是不知何故，那个硕大无朋的屋顶，已不翼而飞了，而其被标记为“曾国荃——曾国藩之弟祠堂”，明显有误！］据说“堂”的修建，动工于民国五载夏历(即农历——引者)丙辰十月(即1916年10月27日～11月24日间——引者)，落成于丁巳八月(即1917年9月16日～10月15日间——引者)，当时“堂”的整体占地面积分两个部分，庭院及屋宇，所费银两，前者：“十三亩有奇，价银为两万三千两”；后者(包括堂屋及垣墙及径路——即园中小路)，价银为两万五千两；又加一日式园房——阳光房，(以种植花木为主，——引者)一所，价银三千两，其他花房、花木，价银两千两；“堂”外三面为园，中立曾少卿半身铜像(西北角)，附立曾少卿亡孙曾宏杰(39)全身铜像，严修曰：“造像工蒇(即完工——引者)日，学士(曾志忞——引者)以余与先生(曾少卿——引者)交最深……邮示(即写信来示是——引者)，营筑原委，嘱为之‘记’。”严修非但不辱使命，还亲自撰书了碑文。(以上所有相关“堂”之信息，详严修1919：无页码)此留一悬念：是否由严修引介，曾志忞才在此建造“寿渔堂”？待查。 此“堂”特点：绝非仅为祭奠曾氏“先严”，而同时具有多种功能，诚如严修所云：“中国旧习，为纪念先人计，族必有祠，然费巨金建大厦，春秋两祀而外，无使用之者。以不使用故，平日之洒扫、修葺，淡焉，若忘祠，致有名无实；兹祠(即“堂”——引者)之筑，谋反其道，其道为何？曰：祠成之，日日有人使用之、洒扫之、修葺之，使此祠有日新、又新之气象焉！”(同上)即该“堂”，实际成为当时曾氏家族与“先严”日夜相伴的另一居所。并可见其中“写真”的艺术情趣，诚如辛盦所云：“‘先考’子云(曾少卿另一字——引者)府君遗像，即学士(曾志忞——引者)监制，须眉宛然，回首庭趣，辄深哀慕，敢以告孝子顺孙之：欲不朽其亲者，其制法以影像为范！”(40)即以当时写真技术最高规格的摄影照片，为雕塑之模本，由此凸显了当时国人对“写真”——真实还原人物真容的追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