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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西音乐会 由于该会的资料鲜为人知，截至目前，陈聆群先生曾多次追问，到底该会有哪些活动？并感叹：“目前对于‘中西音乐会’，还仅仅看到了曾志忞发表的《歌剧改良百话》的文章和编辑出版的京剧曲谱，却还没有做到真正明其底细；尤其是对于‘中西音乐会’与上海贫儿院乐队曾经有密切联系的史实，更还不能说清其子午卯酉。”(41)现笔者提供几则“新鲜史料”，希望能够拨开历史迷雾，据丁逢吉(42)讲： 我国音乐，发达甚早，唐宋六朝，颇见盛况，惜乐谱与乐器，未臻美备，加之制乐作曲，苦无名手，遂至日趋腐败地位。曾君(即曾志忞——引者)有鉴于此，于二次革命(43)后，毁家北上(详后)，慨捐基金二万余元，在北京琉璃厂内，创设中西音乐会。会中半日研究西乐，半日研究中乐，欲调和中西而贯串之。其目的之远大、办法之精善，早为我国提倡音乐者所惊服。(44) 由于此为追述性文字，其中疑点：“二次革命后”的具体时间。按历史记载，当在1912年底，1913年初，而这，也仅是极为粗略的估算。为使其更加清晰，笔者再提供如下三个历史时间，以为佐证： 首先，据丁逢吉讲：该会于“民国二年冬季，开会演唱戏剧，各报同声赞许，演奏之日，各部总、次长，靡不与会，提倡鼓吹。余，若日本使署、外交部、中英睦谊会、清华学校等处，时邀该会管弦乐队吹奏，得有名誉奖赏品无数，诚改良戏剧之唯一办法也。(45)我的理解：其“开会”两字，是中西音乐会正式在北京登场的日子，而“冬季”仅一“大概齐”时间。循此，笔者曾查访过当时(1913年冬季)、当地的报纸(《顺天时报》等)，一无所获，但这个“1913年冬季”，无疑是目前所知，曾志忞所创“中西音乐会”正式登场的唯一时间；丁文的重要还在于：其为该年“冬季”，对该会“开场”一切细节追忆的“唯一文字”。 其次，据中西音乐会当时的主管冯亚雄讲：“孝思从曾师游十五年矣……甲寅乙卯(1914年12月17日～1915年1月14日之间——引者)助理都门中西音乐会事务”(46)，即：跟随曾志忞15年的冯亚雄，在1914年年底、1915年年初，来到北京助理“中西音乐会”事务：而他在1959年4月11日曾回忆道：“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0日——引者)打制造局，把女院全部打掉，男院亦毁，我们都感到灰心，三人(曾志忞、高砚耘及冯亚雄——引者)都到北京去了”(47)，这即所谓“沪南兵灾”(48)，遗憾的是，冯所提供的上述两个时间，均不具体，并略有出入。 第三，曾志忞自云：“予自十余年研究西乐以来，苦无研究中乐之起点，去夏得一佳会(一个绝好的机会，到底是何？待查——引者)，创中西音乐会于北京，除研究西乐及昆曲外，兼事皮黄，一载以来，所习不下三十余出，每出制成谱本，兼附译以五线谱，俾中西贯通以比较之。”(49)曾这段话，出自1915年6月出刊的《天水关》中《京剧脚本发刊序言》，而去年，顺理成章应为1914年，但从出版印刷的周期推断，此时间当提前至1913年夏季，因在这一年，丁逢吉亲眼见过此谱的“真迹”(详后)。此时，曾志忞来到北京勘察地形，并于该年的冬季，组织了中西音乐会的首场演出，后由冯亚雄专门打理此会，并基本留在北京。据冯讲：“这以后，我就到了北京师范大学(1913～1926)，那里有音乐系，我教管乐、钢琴、乐理……”(50)此即冯滞留北京的明证，同时也旁证了1913年(而非1914年)曾、冯两人即在北京了。 第四，深描。(1)该会的具体位置：北京琉璃厂厂甸，电话：南局1728［据《京师警察厅编存文卷》(羽——即“羽序”，是一种特殊或很难归类的档案序号，引者——字第295号)《中西音乐会学生葛正鼎(携物出走——引者加)案》(51)卷宗(详北京档案局：1915)］；(2)性质：该会，与曾志忞所办“亚雅音乐会”等一系列“会”(其他，还有曾志忞1908年在嘉邑办的“音乐研究会”(52)等)，有共通之处，即：为类似于音乐教育的机构，而其学制：是与贫儿院的教育课程设置衔接并一脉相承的，按葛正鼎供词：该会每日午前教以戏曲，午后教学太西(西洋——引者)——音乐，此与丁逢吉所说“会中半日研究西乐，半日研究中乐”(53)一致；戏曲学两年，(西洋)音乐学八年，并于第三年始，由该会发给每个学员奖金一百元，以为资助。前此，葛正鼎已在上海贫儿院学习了五年普通教育，故“有入高等小学的资格”(54)，即：上海贫儿院的教育为普通小学，北京中西音乐会，则为高等小学教育；时长：每位入贫儿院抑或中西音乐会的学员，前期贫儿院(5年)，后期中西音乐会(10年)共15年，这与当今国民教育中幼教(3年)、小学(6年)、初中(3年)至高中(3年)的所耗时长一致。这实际是极富“曾志忞特色”的“大学前”教育。对比中国音乐教育之现状，当时虽有“唱歌”科目，但课时得不到保障，因“但遇不得已时，可暂缺”(55)说明，其“名存实亡”；专此，在1912年12月6日，他曾向教育总长范源濂致信，称：“忞常谓：中国不以音乐加入中学校之必修课，中国必无音乐发达之日！”(56)这表明：学校音乐课从“随意”到“必修”进程中，曾志忞以自身音乐教育实践为例，曾向教育部要人提出“音乐必修”之建议；(3)模式：正像当年东渡扶桑的曾志忞，虽遵父命学了法律，但其最终的志向在“音乐”，一切均不能成为“阻挡”。问题是，何种音乐是其心仪？这在其花费大量心血的“中西音乐会”教育模式中，有所体现，即它绝非普通教育而类似“曾志忞时代”的“职业教育”。虽其西洋音乐教育内容，现还不太明朗(按：可参曾志忞嘉邑“音乐研究会”所授课程项目(57))，但其一以贯之并全方位的戏曲教育模式，却极为清晰，即： 重改善不重谋利。我国舞台，因营业上之关系，每发理想，苦难实行。此会(即“中西音乐会”，下同——引者)不惜耗费，培养前后台一切人才，为最后之生产计划，此实舞台根本上之改革也。 正角配角文武场面，平日受统一的教育，在一人指挥之下，共同生活，无冲突之患，酌量各人能力，分别等次，给薪虽略分厚薄，然无绝大悬殊，此团结后台团体之良法也。(58) 对上段引文，笔者有两点补充： 其一，曾志忞所设计的戏曲课程，是全方位的，即：既管唱戏的，也管张罗(管理人才)的，以当下时髦说法，就是“后台监督”；由此才能使正、配角色、文武场面，在统一的指挥下，协调一致。这已非就戏说戏式，而将应酬乃至管理学中的人际交往、心理学层面的内容甚至人人平等的分配原则(其“给薪……无绝大悬殊”)，贯穿其中，这在当时，堪称“独步一时”！ 其二，在该教育模式中，中西并举，绝非“空穴来风”，而其鲜为人知的“实际”，除生旦净丑必习的“京腔”外，“外国歌曲”“军乐”“洋弦”等，悉数登场，诚如丁逢吉所说： 各行角色中西并授。生旦丑净，以唱为主，除唱京腔外，兼唱外国歌曲，编成新剧，既能演唱新曲，可不必拘束于京昆旧套范围。文武场面，兼习军乐并洋弦。苟嫌胡琴板鼓之单薄，或锣鼓之喧嚣，即可以管弦乐替代。此为改良音乐与戏剧之根本办法也。(59) (4)风采：在此等开放弘思的灌溉之下，将演出何样的壮剧？当时没有录音、录像(或有，也极其简陋并操作不便)，何以还原“中西音乐会”演出之神采？真愁煞人也！天不绝人，有一当时的戏剧评论家张厚载［1895～1955，字采人，号子，笔名聊止、聊公，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有幸记述了该会于1915年10月16、17两日，曹汝霖为家人庆寿的“大堂会”，地点为“那家花园”(60)之戏台，称： 民国四年十月十六、十七两日，外交次长曹汝霖氏，借金鱼胡同那宅，为其尊人及太夫人(曹氏父母——引者)，称觞祝寿，并召梨园演剧，以娱佳宾，当时，余(即张厚载——引者)躬逢其盛……十六日之戏，多系中西音乐会学生所演，而外，约王风卿(京剧老生，王瑶卿之弟——引者)梅兰芳两名伶，加演《汾河湾》《尼姑思凡》两剧……中西音乐会，系曾君志忞所办，能以中西音律，协和一致，故常以西洋乐器，加入中国旧戏之场面(即戏曲的伴奏，包括弦索乐及打击乐——引者)……究其异日能收若何效果，固难预卜，而其毅力伟抱，亦自足多！且即以是日所演中西乐合奏之戏剧言之，亦足使听者耳目一新也。是晚八点开戏，第一出系《天水关》，以幼童演此大戏，能有如是成效，足征(证——引者)该会平日教习之勤勉。(该会教师多系内行中人(61))他日造就人才，或有可取。(62) 之所以在此引述张的“大论”，其一，张为戏剧内行，在五四时期，曾与诸多学界名宿，如：胡适、钱玄同、傅斯年、刘半农、陈独秀(均戏剧外行)等，展开“旧剧”论争，最终，外行斗不过内行。因目前看来，在新文化闯将们眼中的“封建遗形物”，如中国旧戏中的“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唱工、锣鼓、马鞭子、跑龙套等，应废”，(63)傅斯年“胡琴是件最坏的东西，梆子锣鼓更不必说，若求美学的价值，不能不去”(64)论，已均被历史证明为“偏激之辞”！当时的张厚载(65)，以“绝对不可能”(66)五字，予以有力回应。 其二，张的言论，有纪实性，殊为难得，正如张自己坦言：“评论是否有当，不敢自知，自有持于方家之指正；而所记伶工剧目，地点时日，则均属信史。”(67) 其三，此段文字，与曹氏回忆，基本吻合，曹汝霖说： 民国四年十月十七日，为我父花甲之辰。我父不喜铺张，本拟在家宴客庆祝，讵为项城(袁世凯——引者)所闻，特送寿礼……僚属亲友以总统既送彩金，怂恿演戏庆祝，大家亦可藉饱眼福。遂约(外)交部庶务科长张君为戏提调，约名伶，假那家花园戏台……(68)现在可证，曹在日期的回忆上，有误；另对中西音乐会的演出内容及过程，虽有提及，但略显不详；而对当时名伶的演出剧目，则基本语焉不详！两厢(曹“忆”与张“论”)对照，可窥全貌：16日在中西音乐会演出《天水关》后，梅兰芳原定演《佳期拷红》，因配角太多而改演《尼姑思凡》，并与王凤卿合演《汾河湾》；17日梅兰芳首演《嫦娥奔月》，以下依次为，王凤卿连演《长亭(会)》《(文)昭关》两剧、陈德霖［亦名“福寿”——因有入“三庆班”之后的“福寿班”经历，故得此名——引者)在当日的《斩黄袍》中，饰演北宋大将高怀德］、谭鑫培《空城计》、龚云甫《钓金龟》、刘鸿声《斩黄袍》及杨小楼《落马湖》。客观讲，曹汝霖对“龚云甫漏约，后来电话自请来报效，似以被约为荣者”(69)的记述，是准确的，因他确实参加了17日的“大堂会”。此外，梅兰芳连续两日的卖劲儿演出，除透露出与曹汝霖的特殊关系，其与曾志忞及中西音乐会，也关系微妙。 其四，笔者曾发现梅兰芳1928年赠予曾志忞的照片，曾率先提供给陈聆群教授(70)［按：从笔者新发现的“曾志忞忌日”看，曾无缘得见此照——为梅老板为曾志忞精心筹备的寿礼，其意义：1927年恰逢曾志忞“本命年(丁卯兔年)”，而梅赠曾照片标示的“戊辰十月”，是曾志忞49周(按虚岁则整50岁)生日，这暗示了曾志忞是1879年——即光绪五年十月(阴历)生人］，除此之外，还有没有证明梅曾友谊的其他材料？据柳遗(71)称：“兰芳于民国四年，曾从宝山冯亚雄(因冯所居贫儿院在上海宝山路一带——引者)学弹西乐披亚奴(即钢琴——引者)，极有领悟”(72)；冯亚雄对此，亦曾回忆道：“在北京，办了中西音乐会，共办了两年，花了两万元……这时期，我喜欢唱青衣，梅兰芳找我去教钢琴，我请他来教青衣，他不肯，说如教一个钟头嗓子就要哑，不能上台唱戏，就介绍给了他的老师吴菱仙来教。”(73)这两条关涉同一事件的材料，虽均未讲明梅兰芳因何要习钢琴，但缘此，说梅兰芳与中西音乐会关系密切、相互信任，还是成立的，并引带出另一事实，即：留学日本并专搞多种西洋乐器演奏的冯亚雄(74)，此时，也迷上京剧青衣的演唱，该会与其有同好的，还有高砚耘，据韩世昌(1897～1976，北昆名角)回忆：高曾演唱并灌制过昆曲《单刀会》中《新水令》一折的唱片，(75)据查，此片曾有多次播音的记录。(76)可见，从曾志忞、冯亚雄到高砚耘(77)，均身体力行地参与了当时的京剧改革，而绝非光说不练的“假把式”！且志趣多样，并不单一，更非唯西是崇！ (5)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与北京中西音乐会之“隶属”关系、分工、演奏等级、开销及实际人数。首先，可以肯定地说：中西音乐会的学员，即上海贫儿院的精良者抑或学习程度高深者；换言之：“中西混成乐队”乐手，即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中佼佼者。1914年5月间，高砚耘与冯亚雄曾从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中，选了31名学生赴京，参加曾志忞发起组织的“中西音乐会”(78)，但这绝非唯一“选拔”。早在1913年，曾志忞已率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全体)北行了，其原因是：“曾君抵京后，一面研究北方社会音乐，一面拟将高等西乐输入京津方面，于是贫儿院乐队有此北行。”(79)其次，乐队的具体分工，有所谓“高(砚耘)君长于弦(即西洋弦乐器)、冯(亚雄)君长于管(西洋管乐器，详后)曾(志忞)长于指挥，调和有此三元素，贫儿院乐队遂发现于世”(同上)云云，可见这个乐队，是依组织者所长，而各负其责，各尽其职，由此而发达、闻名于当时；第三，依“欧陆标准”，管弦乐队演奏曲目等级，分：“最易、易、不难易、难、最难”五级，当时贫儿院乐队的演奏曲目，在三至四级之间(同上)，遗憾的是，这条材料并未具体指陈演奏曲目，查此时段贫儿院乐队演奏曲目可知，在1910年6月13日该队演奏曲目有： ①幻想曲《金星》(原标Etoile d'or)，奥热(Claude Augé)作曲； ②《La Flute Enchantée》(此为拉威尔1903年所作歌曲《舍赫拉查达》(Shéhérazade)第二段，但标记为“莫扎特的歌剧《魔笛》”，有误，(80)以上为该乐队之管乐队演奏曲目； ③《里卡尔多进行曲》［选自亨德尔作曲的歌剧《英王理查德一世》(1727年在伦敦首演)］； ④《小摇篮曲》福希哈默尔(Forchhammer)作曲； ⑤《〈贝黛莉娅〉前奏曲：他是水手》，杰罗姆(Jerome)、施瓦茨(Schwatz)作曲。 以上为贫儿院管弦乐队的演奏曲目，由于“节目单”原版记录不全，且以多国(法、德、英)外语标注，间有缩略语，故只能简略记述、翻译如上。 从演奏的难易程度看，《里卡尔多进行曲》及《〈贝黛莉娅〉前奏曲：他是水手》“难”，其他三曲则属“不难易”(81)；第四，费用——包括教师及乐队成员共32人的开支、乐器购置费等，3名教师：留学费4500元及“束修”(82)每年3600元(3人每人1200元)，6年合21,600元；32名乐队队员每人100元［在第三年发放(详北京档案局1915)］——共3200元，后逐年发放，六年合19,200元；乐器购置费5000元，以上总计50,300元，即“此乐队应值之价值”，附带说明：“三教师之‘留学费’及历年‘束修’，实均捐免”——意即：这部分费用(共26,100元)，不计算在内，由此证明：24,200元，是“中西音乐会”的实际开销。故丁逢吉“慨捐基金两万余元……创设中西音乐会”(83)、冯亚雄“中西音乐会……花了两万元”(84)两段回忆，与此基本吻合(详后)；第五，这32人抑或此前所说31人，还不是当时中西音乐会人员的全部，据说：“曾君现在京中创办一中西音乐会，收养寒家子弟百人，专习中西音乐，八年毕业”(85)，加之教师、管理及勤杂人员，当时在京的“中西音乐会”应有百余人；第六，上述材料的最后一个疑问，即：1914年以前的6年，是哪一年？账虽好算——1908年，但引带另一问题，即：贫儿院乐队1908年即已成立，而中西音乐会在1913年入京后，至此时(1914年)，也仅驻留了一年多。如果把6年贫儿院抑或中西音乐会乐队的总开销(24200元)按6年平均分配，每年应为4033.3元。 (6)离场。即中西音乐会撤退北京的具体时间，据“葛正鼎携物出走案”的资料，高砚耘曾于1915年11月4日13时亲笔致信京师警察厅，其中段片： 即日全体返沪，葛正鼎乃沪儿之一(上海籍的贫儿——引者)，田(即高寿田——引者)已于会长(曾志忞——引者)前力保，请停止惩戒，俾得随赴上海，为此，请贵厅从严训诫后，即日开释交来人带回，俾明日(11月5日——引者)一同赴行，曷胜纫感！田以行色匆匆，即日须赴天津，预备一切，不克面聆……顺颂法安，高寿田鞠躬。(86) 这表明中西音乐会于1915年11月5日全体离京返沪。可以说：从1913年夏曾志忞来北京勘察地形，同年冬，中西音乐会在京“开场”，1915年11月5日“离场”返沪的时间线索是清晰的，而中西音乐会在京期间，存活了近两年半［所花费用约10083.25元，此即前述“基本吻合”之本意，当时贫儿院乐队抑或中西音乐会乐队的财政支出，绝不止此数(只多不少)，因存临时变更的可能性，其中还不包括勤杂人员的费用］而非此前众口一词之“两年”；另，曾志忞在离京后，就去建筑“寿渔堂”了，此时，他长驻天津监工，而高砚耘，穿插于沪、津，冯亚雄则留守北京，从他所说在京驻留时间看，(87)除在北京师范大学教音乐外，笔者还发现，冯当时将“中西音乐会”移师北京东安门骑河楼(近邻东华门附近的“那家花园”，是北京当时文娱、戏曲重地)，电话：东局4594，并发布广告，专门承接“喜庆、堂会、宴会、跳舞、结婚、丧礼”的奏乐事宜(详中西音乐会1926:1版)。同样广告在1926年1月至12月，在北京《顺天时报》连篇累牍，长期刊载，这一方面，说明该会此类业务的繁忙；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其巨大的社会需求，此时贫儿院抑或中西音乐会乐队虽已回师上海，但以临时调动方式去各地接活，而冯亚雄在北京组织他的学生应酬各类奏乐场面的双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此间，该乐队曾参加过溥仪1922年12月1日在紫禁城举行的婚礼，(88)1927年后，此类广告消失！证明：曾长驻北京的中西音乐会，彻底从北京人的视线中遁迹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