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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音乐作品的解读方式探寻学术研究中的当代中国视野[2] 西方音乐研究是一门求知对象为艺术的学术。用理性知识的长矛去触及一门非理性的、同时又是“舶来品”的艺术门类，[3]应该认识到西方音乐作品这一研究对象应始终处于西方音乐研究的主要位置。 不可否认的是，西方音乐作品在其创作过程中所受到的文化影响更多的是属于西方的，跟作曲家的生活环境、创作取材以及整个西方的社会思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并不代表必须要限定在西方文化思维模式下进行音乐作品的解读，因为西方音乐作为一种精神领域的文化产品是可以被全人类共同享有的。如果将西方音乐的解读方式仅仅围绕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把西方模式奉为圭臬，那么必将是对音乐作品艺术性的亵渎以及对伟大作曲家崇高人格的无视。任何一种艺术的解读方式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都有着“一千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个性化特征。西方音乐在中国同样也形成“当代”与“中国”这两个时代与地域上的文化解读特征，这一特征受时代的影响，伴随着中国人的审美旨趣的不断变化以及从中国人自身的文化传统出发而产生不同于西方模式的音乐解读方式。并且这种在当代中国视野下对于西方音乐的个性化解读，可能随着多数音乐受赏者（包含西方在内）的认可与接受上升为一种共性化解读。 如果说音乐作品的解读方式在不同时代和地域有着不同的个性化特征的话，对于音乐作品以及作曲家的研究就更应该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论。就像在音乐解读上不能只限定在西方模式下一样，对于西方音乐的学术研究如果也只按照唯西方方法论至上的模式，不仅不符合学术求真精神，也深深地阻碍着音乐学学科的发展以及难以挖掘这一学科在更深层次上、更多元化视角上的学理价值。对于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来讲，需要从音乐作品的个性化解读特征中探寻出一种学术研究中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的思维逻辑与研究视野。而且强调中国的本位意识，站在中国的独特视角上观察和研究西方音乐并提出我们自己的问题，并从中发掘我们自身的理论创新能力，[4]也即本文论述的主题核心，尝试在西方音乐研究中运用“当代中国视野”。“当代中国视野”的运用不仅扩展中国西方音乐研究的新视角，发展中国的音乐学研究；也在为打破自西方音乐学这一学科建立以来，西方所独有的以西方音乐为研究主体，西方研究模式为唯一模式的学术垄断现象做着积极的探索。 需要补充的是：本文从艺术活动中音乐作品的不同的解读方式这一角度出发所引申出的学术研究中的“当代中国视野”，并非是将艺术与学术两者混为一谈。艺术和学术分别代表着人类精神活动的两个不同的范畴，它们完成不同的目的，也指向不同的终极价值。[5] 四、基于两个统一原则下的当代中国视野 在西方音乐研究过程中，西方音乐与西方文化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本文并不否认两者之间的关系，但西方音乐作为精神文化产品其客观存在性也是不能被忽视的。对于这种客观存在的精神文化产物的研究，就需要关于物质运动的唯物辩证理论为研究视野提供支持。 其一，时间与空间相统一。在音乐学学科还未建立以前，西方人对音乐发展在理论研究上的审视、反思、批评、创新就从未间断过，这种音乐理论研究随着音乐学学科的建立走向了更高层次。仅从欧洲19世纪以来实证主义的兴起到衰落，再到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西方（主要是美国和英国）“新音乐学”的出现来看，[6]西方的音乐研究方法论与研究视角的探索所呈现出两个基本属性就是以时间为线索的时效性、持续性和空间（地理）上的广延性。在西方音乐传入中国的这一百年余年里，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音乐的方法论更多是从西方引进的，那么随着外来方法论的使用，我们的研究视角也就不得不跟随着西方了。这其中受先入为主的观念影响颇深，所谓先入为主的观念正是西方音乐来自西方，我们就必须要跟着西方的脚步走。随着时代与多元化文化的发展，西方音乐在中国文化定位的改变和中国学者本位意识的不断加强。本文所提出的“当代中国视野”则顺应了时间与空间相统一的原则，并在此举一篇文章为实例。 在本文所能检索到的文献资料范围内，最早将“当代中国视野”这一研究视角运用于音乐学研究的应该是钱仁康先生，这里以钱仁康先生于1986年发表在《文艺研究》第1期的文章《画题、诗题和音乐的标题》（此文在发表时的原名为《诗歌、画题和音乐的标题》）为例，分析其时间与空间的统一。这篇文章发表于1986年，也即是“文革”刚刚结束后的第十年。这一时期在中国文化学者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百废待兴而又一筹莫展的时候，钱仁康先生首先站在时代的浪头上通过对标题音乐和非标题音乐的研究向中国音乐界提出了一种思想辅正。钱仁康先生在这片文章中这样写道：“四人帮”在音乐界造成的思想混乱，其流毒至今还远远没有肃清。直到现在，作曲家对于非标题音乐的写作，还是噤若寒蝉，在我们的音乐生活里，这种现象是很不正常的。[7]这段论述为提醒、纠正当时我国音乐界一些消极的思想做出了探索，具有鲜明的时代的烙印。标题音乐自产生后就伴随着西方音乐理论界对其在艺术价值层面的讨论，而传入我国后尤其是“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对其认识也必将受到时代与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而钱仁康先生以其深厚的国学功底以及对于西方音乐文化超凡的分析能力和洞察力，通过国人较为熟悉的中国画和中国诗歌的横向比较，展开了标题音乐的研究。这种通过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研究西方音乐的视角则充分展现出地域上的优势。尽管这篇文章并有真正的标注是使用何种视野进行写作的（这跟钱仁康先生的治学方略有着极大的关系），但从中可以看出钱仁康先生在西方音乐研究的过程中与时俱进的眼光和准确的文化视角的定位，无疑是对后来学者极大的启示。 其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任何一种研究视角、视野的提出都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理论研究、建设理论体系，而理论研究的目的是要付诸于实践，实践又反过来检验理论。如上文所述，从当代中国音乐生活的实际出发，西方音乐在我国的文化艺术中所占比例已突飞猛进。根据这种实际情况，就要求中国学者对于西方音乐要一次进行整体性与全面性的重新认识，这其中包括西方音乐在中国的文化定位问题。如果我们可以认清当代中国音乐生活的实际情况，就不难看出西方音乐的理论研究需要适应于当前的这种实践活动，所得出的音乐理论要实际应用于社会音乐活动中去。如果背离了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所得出的音乐理论无法应用到实际的音乐生活中去，也就失去了检验音乐理论学理价值的唯一平台。学术研究的目的是追求理论更好地指导实践的话，通过实践又能践行、检验理论。本文所提出的“当代中国视野”也正是说，从这一视野去观察当代中国实际的音乐生活中西方音乐处在一种什么位置；在中国文化艺术中是一种怎样的形态；在中国人的心中是如何被接受与传承的。围绕着这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一个核心点便显露出来，西方音乐在当代中国的音乐实践中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支持？“当代中国视野”正是在基于理论与实践二者双向双通的联系中而提出的。 就西方音乐在中国的接受问题上来看，甚至还需要投入更大的学术资源研究围绕在这一领域上的诸多问题，需要有更多的音乐学界的专家、学者进入到这一领域中来将西方音乐的研究引入一个更好的学术环境中，使西方音乐研究更加具有学理与实践的双重价值。在当下中国音乐文化自身发展的趋势以及世界多元化下文化大交融的潮流对中国音乐学术界的影响下，就必须要探索出一种既要与时俱进，又要符合中国国情与传统的西方音乐研究新观念、新思路。本文认为，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的一个初级目标是：将西方音乐这种艺术现象作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探寻其中的艺术蕴意与文化特征，[8]尤其是建立在立足中国传统与中国当下的文化语境，[9]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音乐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能够更好地建设与发展中国音乐事业的理论道路。为实现这一初级目标，探索以“当代中国视野”研究西方音乐是有必要的。 结语：本文以西方音乐在中国的文化定位及其在中国社会的接受问题为出发点，通过音乐的解读方式引申出学术研究中新的视域，即探索在西方音乐研究中运用“当代中国视野”，并在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中寻找理论支持。西方音乐在中国作为一种“文化舶来品”，始终处在一种“异文化”的定位中，而在西方音乐传入中国的一百余年的历史脉络中，中国学者从基于西方模式下的逻辑分析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视角，无疑都是在艺术与学术两个方面进行中西文化上求同存异的努力。西方音乐研究中“当代中国视野”的提出，也是在为这种努力进行的一种探索，当然这还需要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实际的音乐理论研究过程中去实践与发展这一新的研究视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