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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音乐研究》编辑部组织笔谈，讨论“‘音乐学’的内涵与人才培养”问题，反思“音乐学”在中国的百年史，为未来发展提供思考。笔者以为，反思“音乐学”人才培养，首先得反思“音乐学”。 “音乐学”产生在西方，后在全球推开。何谓“音乐学”？简单说，“音乐学”是知识分类中系统性的音乐知识体系。所谓“知识体系”，被认为是对事物基本属性全面的理论概括，同时亦是事物认识的基本途径。由此，“音乐学”体系即是对音乐基本属性的理论概括和音乐认识的基本途径。笔者以为，在现实意义上，“音乐学”可有狭义和广义的粗略理解：狭义理解，“音乐学”是指理论形态的知识体系；广义理解，“音乐学”是指音乐活动所涉及到的各种理论与实践，包括表演、教学和研究等。故此，笔者以为，为音乐学在中国的健康发展，国人有必要对它在西方历史上的发生、发展状况进行梳理。 一、西方“音乐学”的产生与其历史走向 众所周知，“音乐学”语出西方，作为知识体系之名出现，其时间节点在1885年。由此，西方“音乐学”的历史发展，粗略讲，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前学科”时期(1885年前)，“阿德勒体系”时期(1885-1960年)和后“阿德勒体系”时期(1960年后)。美国音乐理论家托马斯·克里斯塔森(Thomas Christensen)认为，西方音乐理论有三个传统：一是思辨的传统，二是规章的传统，三是描述的传统。①相较而言，后两个传统晚出。“规章的传统”的关键期在9世纪和11世纪，以“音高”系列及其各种构造(音高、音程、记谱等)为核心；而“描述的传统”更晚，出现在18世纪末，主要与修辞的历史传统相关联，涉及“曲式”、“主题”与“动机”分析等。惟与“音乐学”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思辨的传统”源远流长，可上溯至古希腊时期。在此“思辨的传统”中，前学科时期有六个重量级人物及其相关理论：一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塞诺斯(Aristoxenus of Tarentum)，他从实践角度关注音乐形式，将其区分为“音高学”、“节奏学”、“旋律学”三个领域；二是古罗马的阿里斯提得斯·昆体利安(Aristides Quintilianus)，他在《论音乐》一书中提出了“理论”(包括“自然的”和“技术的”方面)与“实践”(包括“作品”与“表演”方面)二分模式；三是中世纪的波依提乌(Boethius)，他提出了音乐的三重划分：“宇宙音乐”(天体、季节和要素的和谐)、“人类音乐”(精神与肉体、精神自身和谐和肉体自身和谐)、“工具音乐”(弦乐器、管乐器和打击乐器)；四是17世纪的马林·梅塞纳(Marin Mersenne)，他提出了另一种音乐的四分法：“音响的物理学、运动的机制、嗓音的生理学”、“歌唱的性质、理论学说、作曲与表演的机制”、“各类乐器的物理学和构造”、“宇宙和谐”；五是约翰·马特松(Johann Mattheson)从功能角度将音乐具体分为四类：“自然的”——音响学领域(音响的基础)、“道德”——情感与风格领域(特殊的音乐心理学)、“修辞的”——音乐作品与方法、“数理的”——传统的音乐材料的理论化；②六是18世纪末的约翰·尼古劳斯·福克尔(Johann Nicolaus Forkel)，他将音乐理论分五部分：声学(物理学)、音响计算(数学)、记谱及其理论(语法学)、曲式和风格(修辞学)、美学和表演实践(批评学)。③ 1885年，“音乐学”发展进入“阿德勒体系”时期。该年，奥地利音乐学家圭多·阿德勒(Guido Adler)在《音乐学季刊》上发表题名为《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的文章，首次将“音乐学”上升为“学科性”概念，成为统摄音乐领域总体性知识的术语。在他的“音乐学”学科架构中，音乐知识被分为“历史音乐学”和“体系音乐学”两大部类。“历史音乐学”具体包括：(1)音乐记谱学，(2)基本历史分类(曲式的分类)，(3)法则史(音乐作品中的体现、理论家的规定、实践中的体现)，(4)乐器史等；“体系音乐学”则包括：(1)音乐法则原理研究(和声的、时间的、旋律的)，(2)音乐美学和心理学(接受、音乐美的观念、不同观念间的复杂关系)，(3)音乐教育学(基础理论、和声学、对位法、作曲法、配器法、实用方法)，(4)音乐学(人种学研究和民俗学研究)，等等。④ 此后七十余年间，“阿德勒体系”影响巨大，一直位居主流。其间出现的其他“音乐学”理论阐述，因对“阿德勒体系”或难有超越或不及而最终影响平平。如瓦尔多·普拉特(Waldo S.Pratt，1888)、胡戈·里曼(Hugo Reimann，1914)、奥斯卡·索纳克(Oskar Sonneck，1915)、格冷·海顿(Glen Haydon，1941)、卡尔·费勒尔(Karl Fellere，1953)和H.H.德列格(H.H.Draeger，1955)等等。⑤ 进入20世纪60年代，“音乐学”迎来后“阿德勒体系”时期。西方“音乐学”一些理论逐渐偏离“阿德勒体系”轨道而形成新的“学科”框架。这其中的代表有德国音乐学家沃尔特·维奥拉(Walter Wiora)和斯洛伐克音乐学家艾尔舍克(O.Elschek)等人。1961年，维奥拉为音乐百科全书撰文《音乐的历史与现状》，首创“维奥拉体系”。该体系不同于“阿德勒体系”的“二分”，打破了“历史”与“体系”的分类壁垒，将音乐知识领域一分为三：音乐史、体系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其最为重要的改变是，将一门新兴学科“民族音乐学”提升至与“历史”和“体系”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意味着，“音乐学”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73年，艾尔舍克在三篇论文中，提出另一个全新的“音乐学”体系。“艾尔舍克体系”首次抛弃“音乐学”传统的“历史”与“体系”二分法，代之以“理论”与“地区”的二分模式。“理论音乐学”部分包括自然科学范畴、社会科学范畴和音乐技术范畴；而“地区音乐学”部分最具特色，包括“与历史和现代相关的音乐研究”(包括“艺术音乐”和“交际音乐”)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间音乐”和“部族共同体的音乐”)两大领域。这一变化彻底颠覆了“阿德勒体系”的学科指导原则。 西方“音乐学”的历史发展中，对今天影响最大的是后两个时期，即“音乐学”作为现代学科建立的这130年，而其中“阿德勒体系”的建立功不可没，始终是西方音乐学的代表与旗帜。但后起的“维奥拉体系”和“艾尔舍克体系”同样杰出，并预示着西方音乐学未来的发展与走向。因此，深入认识这些体系的理论特色和文化属性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