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西方“音乐学”：我们如何面对 今天，我国音乐学学科面对的，不仅是“阿德勒体系”，而是整个西方的“音乐学”体系。由上述可知，西方“音乐学”三个历史时期特点各异，其意涵亦不断地充实和丰富。如“前学科”时期，关注了音乐“形式”和“功用”，却缺失了“历史”的视野；“阿德勒体系”时期补充了“历史”的视野，而又失落了“文化”的视野；而如今，后“阿德勒体系”时期过去已半个世纪，还有何缺失呢？看看当今“音乐学”的关注吧，或许会有所悟。“民族音乐学”在关注：“音乐”，作为“技术”或者“资源”(社会的、心理的)、作为“文化形式”和“社会行为”、作为“文本”、作为“符号体系”、以及作为“艺术”等等。(17)英美“新音乐学”在关注：音乐与“性别”、“话语”、“身份”、“解构”、“后殖民”、“表演”、“观众”、“地方”、“景观”、“生态”……(18)可以说是更加多元，更加开放，更加众声喧哗。当今的“音乐学”，可以说已经形成了历史(纵向)、体系(横向)和民族(文化)的三大研究领域，但更值得期待的是它的未来，未来“音乐学”的关注还会变化：“生活与音乐意义”？“人与音乐”？它等待我们的思索和前瞻。 回首我国音乐学，我们问：当今我国音乐学，其知识体系是否还停留在百年前的“阿德勒体系”？其音乐观念是否仍固守百年前的“阿德勒体系”？其知识基础和学术训练是否还止步于“音符”和“形态”？“音乐学”学科“身份”何在——学术、艺术？该驻足综合性大学还是音乐学院？等等。 回顾历史，面对未来，我们当应反思、展望和沉思！ 作者简介：李方元，西南大学音乐学院 注释： ①托马斯·克里斯坦森编、任达敏译《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目录”，上海音乐出版社2011年版。 ②同注①，第3—14页。 ③陈铭道《音乐学——历史、文献与写作》，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第9页。 ④《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第18页；《音乐学——历史、文献与写作》，第7—8页；俞人豪《音乐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4页。 ⑤《音乐学——历史、文献与写作》，第14—21页；《音乐学概论》，第4—5页。 ⑥莱斯利·戴维·布莱修斯《领域的界定》.载《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第19页。笔者同意布莱修斯的看法，即它们间存在密切的对应关系，但不同意他对“历史”和“体系”关系的阐述。他颠倒了二者的关系，不是“体系领域”的内容决定了“历史领域”的内容，而恰恰相反，是体系音乐学的依据来源于历史。 ⑦此概念为本文所撰，是从传承意义上提出的，指称一类音乐存在的文化系统。该系统涉及创作、传承与表演的生态。这三者的存在和协调才能使音乐活动得以维系与发展。笔者以为，历史中的音乐有三种生态：一是“民间”的音乐生态；二是“宫廷”或“宗教”的音乐生态；三是“艺术”的音乐生态。相对于“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或“宗教音乐”系统，“艺术音乐”后起，姑且以“第三力量”称之。 ⑧《音乐学概论》，第4—5页。 ⑨转引自《音乐学——历史、文献与写作》中的参考译文，第9页。 ⑩参见Ⅰ.沃勒斯坦《21世纪的社会科学》，载《世界社会科学报告(19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11)艾伦·梅里亚姆《音乐人类学》，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 (12)《音乐学概论》，第11页。 (13)哈罗德·艾伯利斯《音乐教育原理》，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14)同注(13)，第4页。 (15)同注①，第22页。 (16)同注(13)，第5—6页。萧友梅《欧美音乐专门教育机关概略》，载《萧友梅全集》第一卷“文论专著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599—614页。 (17)提莫西·赖斯《音乐的属性》，《中国音乐》2014年第1期。 (18)约瑟夫·克尔曼《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年版；露丝·索莉《音乐学与差异：音乐研究中的社会性别和性》，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彼得·约翰·马丁《音乐与社会学观察——艺术世界与文化产品》，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