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艺术的教化属性改善了技术伦理 伽达默尔曾考察过“教化”概念的内涵，他认为教化概念描述了一种深刻的精神转变，这个转变的具体内涵就是由个别性上升到普遍性。“教化”能够使人和异己者融为一体，使人能在其中见出自身；教化的过程就是对人类社会“共通感”的培养和教育过程，而共通感即不同社会群体在同一种具体情形中达到共同性感觉的精神状态。 莱辛在《拉奥孔》中以普鲁塔克的比喻口吻说道：“谁若是用一把钥匙去劈柴而用斧头去开门，他就不但把这两种工具都弄坏，而且自己也失去了这两种工具的用处。”[5]在社会运行中，工具职能有分工，技术应用有伦理。孔新苗在《中西美术比较》中从“木架”与“石柱”——中西建筑古典传统伦理教化属性相比较的视野出发，深刻指出了二者间的差异所在：“与世俗色彩浓郁的中国社会不同，西方社会生活中的宗教气氛浓厚，大凡经典的建筑多不是俗人的住宅和宫殿，而是神灵的栖息之地。即使在偏远的乡村，最好的建筑也不是富家的农舍，而是精美的教堂。”[11]毫无疑问，在西方社会，宗教建筑作为人类灵魂的栖息地，寄托了共同的精神追求和向往，往往得到精湛的工艺技术的运用和建筑艺术表现。中国社会文化奉行实用主义传统，皇家建筑群体就是建筑艺术得到精湛表现的典型代表。 贡布里希在《艺术发展史》中以大量篇幅聚焦于中世纪时期的教堂建筑艺术表现，因为那时一座教堂对每一个社会个体的重要意义，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作为宗教建筑，教堂一直区别于其他民用建筑，往往是附近地区方圆若干英里之中唯一的大型石质结构建筑物，不仅高大而且醒目，高耸的尖顶成为人们从远处而来辨向定位的标志，和普通民用建筑有着明显区别。在进行宗教仪式时，本教派的民众都会在城中这座共同的大教堂中汇聚，关键的区位、巍峨的风格，以及镌刻其上、引人注目的大理石浮雕、宗教题材绘画和人物雕塑，都向民众展示了美好的宗教信仰世界。贡布里希认为这种艺术特质真正体现了“教化属性改善技术伦理”的结果：“自然，公众都关心那些教堂的建筑，为它们的装饰自豪。即使从经济方面考虑，建筑一所大教堂要用好多年，也必定会使全城发生变化。开采和运输石头，搭起合适的脚手架，雇佣一些流动工匠，他们又传来远方的故事，在那遥远的年代里，这一切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12]建筑艺术使具有不同精神追求的人，以及存在于不同领域的工艺技术整合在一起。在同一件艺术作品的制作过程中，所有参与者和不同领域的技术、艺术、文化传统以及精神信仰实现了交流和共通，最后，所有的精湛技术和艺术才情，都汇聚凝结在这同一件艺术作品之中。 陈炎在《东西方建筑的古代、现代、后现代特征》中点明了西方建筑传统的文化基因：“对于相信上帝不死的西方人来说，建造教堂并不是为了给有限的肉体提供一个舒适的寓所，而是为了给无限的灵魂寻找一个栖息的圣地，作为一项不朽的善事，人们不惜用一代人或几代人的努力来建造一座教堂，并希望其千秋万代永存下去。不仅如此，在教堂的规范和引导下，就连帝王的王宫和贵族的城堡也常常是石头的。尽管这种建筑材料的选用与当时的军事防御有关，但其神秘而幽暗的空间结构显然是与宗教建筑一脉相承的。”[13]建筑本身承载诸多功能，建筑的艺术表现形式表达了人们的理想、信念、追求以及对于生活的向往，建筑就是一本书，时时刻刻又在规范和引导人们的举止和言行。建筑借助艺术形式表现展现了自身的象征性意义，建筑类似纪念碑的文化象征意义，一直持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通常会塑造和影响几代人的成长。建筑技术本身为外在的艺术形式服务，建筑艺术表现的隐喻性特征对社会空间持续的教化作用，都体现出艺术教化属性对技术伦理的影响或是改善作用。 从建筑发展的历史看，在欧洲的城市兴起之后，城市建筑的象征意义愈发明显，法国新兴市民阶层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逐渐积累了自信心，并逐步形成了强烈的自豪感，也由此萌发了用宏伟的建筑来荣耀城市的意愿。当时的纪念性建筑主要特指教堂等大型宗教建筑。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城市中教堂的地位开始变得愈发重要，其社会地位逐渐向修道院看齐，所以，从11世纪开始，在一些重要的工商业城市里，教堂开始成为当时建筑艺术成就的主要代表。通过分析教堂建筑，可以清晰地看到技术为艺术的教化功能服务，以及由于文化的反作用影响并改变技术伦理的历史轨迹。 陈志华在《外国建筑史》中，在论及10至12世纪教堂建筑艺术风格变化时，着眼于西欧中世纪建筑技术发展的视角，认为“工匠推动教堂结构的发展”：“世俗的专业工匠们，思想束缚比较轻，流动性大，创造性就活跃得多，城市教堂因此很快在许多方面有很大的进步，首先，结构技术迅速提高了。”[14]因为在中世纪初期，除了意大利北部个别地区之外，西欧各地教堂普遍采用木屋架结构技术营造。但是因为木屋架结构不防火，从10世纪开始，券拱结构技术开始从意大利北部个别地区蔓延开来，传遍莱茵河流域直至遍布西欧的城市。券拱结构技术开始在教堂运用之初，由于技术不成熟，拱顶结构只在狭窄而且较低的侧廊上使用，外墙因为拱顶结构的使用而变为承重墙，而外墙又必须符合采光、美观的功能目的而开一排窗，这就势必降低外墙结构的强度，所以，拱顶结构技术的运用引起外墙墙体加厚、开窗困难等一系列问题。后来，起源于古罗马时代的十字拱结构技术又首先在意大利北部使用并传至欧洲各地。除此以外，在法国东部一些教堂采用横向结构的筒形短拱结构来逐间覆盖的方式分担承重，以此技术解决外墙承重的负担问题，以便于建筑外墙立面的开窗采光。到了10世纪末期，有些大教堂开始在跨度较大的中厅使用筒形拱结构技术。在解决了建筑外墙承重和开窗的矛盾之后，为了平衡建筑中央拱顶的侧推力问题，法国西部地区的教堂又在侧廊上建造与中厅平行的顺向的筒形拱，而在法国中部以及其他地区，大多数教堂则在侧廊上造顺向的半个筒形拱。筒形拱结构技术的运用解决了整体建筑结构中的部分实际问题，也带来了建筑外部造型风格的变化。“这两种方法都要求侧廊上的拱顶抵住中厅拱顶的起脚。于是，中厅失去了使用木屋架时采用的侧高窗，过于阴暗了。而侧廊的空间高度却大大增加，因而设了楼层。”[14]艺术促使技术进步且解决了问题，所以，大大增加的侧廊的空间高度，大大拓展了建筑本身雄伟壮丽的艺术风格形式，同时，增加楼层之后，外墙立面的空间结构发生变化，高大的巍峨耸立的浮雕装饰和开窗四周边框上的精美图案成为可能。 依循西方建筑的历史发展轨迹，到11世纪下半叶，在莱茵河流域的意大利仑巴底和法国诺曼底的城市教堂里，终于在较大跨度的中厅上采用了技术比较困难却最有利的十字拱结构。不过，当时的建筑设计依旧在侧廊上覆盖顺向半筒形拱，以此来平衡中厅十字拱的侧推力，并没有充分发挥十字拱的优点。教堂侧廊两层间的楼板也常用十字拱结构来支撑承重，但建筑的外墙仍然是连续的承重墙结构，只在十字拱拱脚处加了扶壁以加强结构。“工匠们努力削弱教堂封闭重拙的性格。除了钟塔、采光塔、圣坛和它外面的小礼拜室等等形成活泼的轮廓外，外墙上还露出扶壁，从仑巴底传布开一种用浮雕式的连续小券装饰檐下和腰线的手法；仑巴底和莱茵河流域的一些城市教堂，甚至用小小的空券廊装饰墙垣的上部；由于墙垣很厚，以致门窗洞很深，所以，洞口向外抹成八字，排上一层层的线脚，借以减轻在门窗洞上暴露出来的墙垣的笨重，并增加采光量。用连续小券做装饰带，门窗口抹成八字，而且在斜面上密排线脚，成了罗曼式建筑风格的特征因素。”[14]工程技术人员出于改变传统教堂建筑的“封闭重拙”的艺术风格问题，为了显示出更加活泼亲近而又宏伟壮丽、更加人性化而又符合人们的艺术审美要求，从而拉近与人们的心理距离，不断采用新技术解决建筑结构问题，同时，新的技术处理造成的建筑结构方式反过来又促成了新的建筑艺术形式和风格的形成。 在这一技术和艺术相互影响、促进的历史进程中，“工匠们突破了教会的戒律，教堂里装饰逐渐增多。在门窗口斜面的线脚上先是刻几何纹样或者简单的植物形象，后来则雕刻一串一串的圣者的像。有的教堂在大门发券之内、横枋之上刻耶稣基督像，或者‘众王之王’耶稣基督主持‘最后审判’的场景，连反偶像崇拜的教条也冲破了。更加突出的是，柱头等处的雕饰甚至有异教题材，如双身怪兽，吃人妖魔等等，这就蔑视了教会最严峻的戒律。”[14]可以看出，艺术的创意构思，加上不同地域之间技术和文化的交流，导致在建筑艺术这种综合性艺术作品的表现上，宗教严格的清规戒律遭到世俗文化的挑战。因为建筑不可能完全脱离人的世俗生活，所以在上述文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为宗教服务的技术伦理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宗教开始世俗化了，宗教建筑也开始了世俗化进程。社会生活的一切以人为原点，为人而服务，技术为人的生活解决问题，人的文化观念和审美意识也会影响技术的努力方向和具体运用。 上述现象说明，出于人类社会审美文化观念的变化，外在艺术形式发生相应的改变，导致建筑工程内部空间结构形式的改动，技术也随之进一步改变，解决现有问题的新技术应运而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技术追随形式演变”的历史特点。在这里，技术解决的并不只是功能方面的问题，也包括在(建筑)设计伦理方面的文化问题。世俗化的社会文化和随文化观念而变的技术进步，共同促使造型艺术整体风格形式和空间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建筑造型的纪念碑意义透射出的是技术伦理的改变。审美形式，道德观念，为人的使用而服务的空间结构，统一于这一个宏大的历史性造型艺术作品，真、善、美汇合成为以人为原点的终极目的的注脚。艺术的教化功能属性改善了技术伦理，技术伦理的变化最终又反过来体现在造型艺术风格的变化上。这里表现的正是一种隐喻存在的社会文化功能和宗教对建筑艺术形式风格的映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