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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重点与带动全局 从这里开始，我们关于治史方法论的介绍，便从史料处理方法转入音乐史著述写作方法的讨论。 音乐史著述首先面对的一大难题，是如何处理对象世界的浩如烟海和历史书写的有限篇幅之间的矛盾。如果要写一部《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试想：它的对象世界竟是多么地阔大无垠？面对数百上千的音乐家、成千上万首音乐作品、无数音乐现象、音乐史实和山一般的史料群落，千头万绪，史家将如何处理，又如何自处？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传〉第32》，在评论《史记》写作风格和特点时说： 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 其中“善序事理”这一条，是说：司马迁极为善于在纷繁复杂的历史对象中梳理出清晰的脉络，并在《史记》中加以有序铺陈和展开。班固将这一条列为《史记》写作风格和特点的首位，由此足见，历史线索的梳理、主次关系的把握和史料史实的取舍，是史家治史最为重要、须臾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功。 即便把选题缩小到某一个创作体裁，诸如《中国歌剧史》《中国交响音乐史》《民国时期艺术歌曲史》《建国初期民族室内乐创作史》或《新时期音乐思潮史》之类，极为有限的史书篇幅与浩大对象世界之间矛盾的尖锐性同样存在。 因此，采用“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方法，来结构史书框架、梳理历史线索、设计详略布局、决定史料取舍是解决上述矛盾的有效方法和常规套路。 采用“突出重点”方法的目的是将研究对象的主要方面、主要发展脉络的梳理置于突出位置，加以强调；“带动全局”的目的，是兼顾到其他较次要方面的内容，并对之做相对简略的记叙，尽力避免不必要的疏漏。 贯彻“突出重点，带动全局”这个方法，可使我们的音乐史著述在有限的篇幅内，非但骨架清楚、主脉突出，同时又显得血肉丰满，主次安排井然有序，详略处理分寸得当。 鉴于这个方法属于写作常识，大家非常熟悉并被普遍采用，这里不再赘述。 对象解析与方法运用 音乐史著述的研究和写作，不可避免地要对我们的研究对象做分析——研究创作史，就必须解析音乐作品；研究理论思潮史，要引征相关文献，分析其主要论点；研究其他体裁史或门类史，同样也要分析作品、引征文献。其中就有一个解析对象的方法运用问题。 一、谱例的运用与解析方法 在音乐史著述中分析音乐作品，在多数情况下，都要引用谱例。但音乐史著述对于作品的分析，不可能像一般音乐作品研究的学术著述那样可以引征很多谱例，对之做多角度多层次的深入分析；特别是歌剧、舞剧、交响曲、大型声乐套曲这类结构庞大的作品，由于史书涉及的作品很多，能够留给某一部作品、哪怕它是同类体裁中之最优秀者的篇幅也是极为有限的，不允许史家对它做太多的谱例引征和多角度多层次的深度解析。 面对这样的难题，可采取下列应对方法： 第一，对必须入史的作品进行分级。 按其艺术成就高下、在同类作品中社会影响大小分出级别，按其级别决定详略。 第二，对作品艺术面貌进行整体性的文字描述和评价。 对入史的音乐作品，特别是多乐章大型作品，对其艺术构思、语言风格、技法特点等本体面貌及其社会影响等进行整体性的文字描述和评价，进而对之做出准确的历史定位；以便为此后针对谱例所做的具体艺术分析提供了一个整体轮廓和背景。 第三，截取作品乐谱中最有创意和特色的部位列为谱例。 史书中为一级作品和二级作品所开列的谱例，是史家对该作品做艺术分析和艺术定位时的感性论据，因此必须是作品全部乐谱中最具创意、最有特色、最为精彩的部位。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史书中的谱例，应力求其精粹、短小，最长不宜超过史书的一个页面。 第四，针对所列谱例进行关联性紧密的艺术分析。 前面说过，谱例是史家对音乐作品做艺术分析和艺术定位时的感性论据；由谱例的这个特殊功能所决定，谱例的开列是有明确的目的性的，就是专为史家的艺术分析提供乐谱证据的支撑，而不是为列谱例而列谱例——若如此，谱例也就失去其功能和价值。因此，史家对作品所做的技术特色和艺术成就分析，必须针对所列的谱例进行。离开谱例泛泛而谈，是言不及义；开列谱例而不做针对性的艺术分析，是漫无目的。这两种做法都不可取，因为在所列谱例和史家分析之间，各行其是、互无关联，都是无用功。 第五，针对谱例的文字分析详略处理必须得当。 史家针对谱例进行的分析和解读，其文字可详可略，其处理方法完全取决于谱例中艺术特色和创新元素的多寡，及史家对其艺术特色和创新元素认知程度的深浅。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总的要求是分析精到，文字简洁，点到即止，不事铺张。 二、文献引用及其规范方法 音乐史著述，特别是学术史、思潮史著述，历史文献以及其中主要观点，既是史家的研究对象，也是史家做脉络梳理时的基本材料，故此，文献征引断不可少。 但与一般理论著述相比，音乐史著述对文献史料的征引方法，既有共同点，也有相异处。 共同点表现在： 文献征引的种类——长直引、短直引、转述、转引。 文献征引的原则——“引文必注”及其规范化的标注方法。 文献征引的质量——引文必须是最具代表性和精粹性的论点或主张。 相异处表现在： 引文性质的差异——在理论性著述中，征引的文献和观点只是论家用以论述、论证自己某一理论主张的正面或反面论据；在学术史、思潮史著述中，征引的文献和观点是史家梳理学术和思潮及其发展脉络的研究对象和基础材料。 引文数量的差异——由引文性质的差异所决定，在理论性著述中，作为论据使用的引文必须严格控制其数量，有关方面关于引文数量不得超过全文总篇幅10%的规定，我以为是合理的。在学术史和思潮史著述中，征引的文献和观点是史家的研究对象和基础材料，没有较为丰富的史料征引就如釜底抽薪，学术史和思潮史著述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也就从根本上取消了学术史和思潮史研究。因此，在学术史、思潮史著述中有较多引文，非但是允许的，更是必需的。我这样说，并不是主张引文越多越好。当下有些研究学术史、思潮史的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引文多而烂，有的引文总量甚至超过全文篇幅的50%，这就大大降低了论文的原创性和学术性。我的意见是，史家若将其著述中的引文总量控制在全文总篇幅的30%以下，应该是较为合理的。 三、图片的运用和图片音乐史 在如今这个读图时代，在史书中适当插入图片，特别是那些有历史价值的老照片，虽然由于摄影技术因素而像素不高，清晰度差，但却因其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和纪实性而能极大地增加历史质感；当然，现代、特别是当代的一些音乐图像，像素渐高，摄影技术精湛，画面清晰精美，与文字部分彼此映照、相互发明，使较为枯燥的历史记叙有了鲜活的感性材料做补充和佐证，是丰富历史之感性记忆的一个极好方式。若仅从出版方面看，这种图文并茂的排版形式显得生动活泼、富有美感，也能有效提高读者的阅读兴味。 细究起来，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音乐图像也是一个偌大世界。从我们已经掌握到的图像史料看，它几乎囊括了音乐艺术的所有门类： 其一为音乐作品图像，包括乐谱手稿、乐谱正式出版的各种版本、作品集、唱片或其封套、演出节目单、排练和演出照片、报刊创演评论等图像； 其二为音乐家图像，包括作曲家、表演家、教育家和理论家及其音乐活动等图像； 其三为乐器图像，包括种类、形制及其组合形态等图像； 其四为音乐事象图像，包括与音乐艺术、音乐生活密切相关的机构、场所、事件、文献等图像。 在中过近现代当代音乐史著述中插入图片，图文关系的处理也是一项重要技巧，史家在运用图片时不可不察。 尤其是考虑到图片收集的困难以及某些章节(例如记叙思潮发展和理论研究的部分)缺少相应的图片可与之匹配，而另外一些领域(如歌剧、舞剧创作演出及音乐表演艺术等等)的图片则比较充裕，为避免出现图片分布畸密畸疏、各章不匀的情况，故而音乐史著述的图文配备，大致可采用两种形式： 其一，图文同步，即文字叙述与图片为同一个记叙内容，图文彼此映衬，相互补充； 其二，图文异步，即文字叙述部分与图片及其说明自成系列，彼此独立，但力求在大的时序上保持一定的内在联系。 所以，在历史著作中，有所谓“图片音乐史”这个样式。例如中国古代音乐史就有刘东升和袁荃猷二位先生编著之《中国音乐史图鉴》③、吴钊之《追寻逝去的音乐踪迹——图说中国音乐史》④(上中下三卷)和姜永兴之《中国古代音乐图像》⑤。 根据音乐图像学的学科属性和自身的专业特点，在以视觉形象作为图片音乐史的主导语汇和主体材料，突出音乐图像在全书的中心位置的同时，又于每幅图片之相应部位，辅之以简洁明了的文字解说，除文物名称外，或交代文物产生年代、出土地、馆藏处及其特点，或描述其拍摄过程，或对文物图像的人物、乐器、表演形式等等及其历史价值做出言简意赅的学术性解读。由此看来，图片音乐史的基本设计理念和主要编排特色，是以音乐图像为主、文字说明为辅，两相对照，彼此印证，共同揭示图像中的种种历史信息和艺术内涵。 可惜，迄今为止，在本学科的研究成果中尚未出现《图说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或《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图鉴》之类著作。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其实，在百余年来我国专业音乐发展历史上，散落在各地图书馆、档案馆、艺术院团、音乐院校、新闻报刊编辑部、学者个人手头和网络上的音乐历史图片浩如烟海，只要我们下决心、下功夫搜集和整理，出版几本这类图片音乐史，一点也不为多。 四、音响的运用和“音响音乐史” 音乐史，顾名思义是音乐艺术和音乐作品的历史，而音乐艺术、音乐作品是以其艺术音响诉诸人的听觉的艺术，音乐音响是音乐艺术之最本质的感性显现，具有所有其他载体(例如乐谱、文学描写、图像等等)无法具备的、可被人的听觉直觉直接感知的审美特性。 与中国古代音乐史相比，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在音乐音响的丰富性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事实上，在百余年来所产生的音乐作品，其中多数优秀者都有录音、唱片、CD或DVD留存于世，有的作品甚至有多个录音版本。这就为当代史家的历史研究和史书写作提供了丰富的音乐音响史料。 在多年前，由于多媒体呈现技术的欠发达，我们在历史研究和史书写作中对于音乐音响史料的运用，还仅仅停留在史家的案头，或者仅仅将其音响作为附录另外附载于史书之后而无法历史著述中加以同步呈现；现如今，随着多媒体呈现技术的突飞猛进，这种可能性已经变成了现实。例如一些史家制作的多媒体课件，便运用多媒体链接技术，将音乐创作的历史记叙、音乐作品的解读分析，与特定音乐作品的实际音响结合起来，同时直接呈现在读者或学生的耳畔，其立体化的音乐审美效果，当是单纯文字解读、附列谱例和谱面技术分析根本无法达到的。同时，也不必在音响品质上过分苛求，而更多地注重其历史价值，重在将一个相对完整而齐备的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的分类音响史留给后人。因此，充分发掘和利用现有的音响资料，再运用发达的现代技术对之做适当处理，相信其音响效果还是可听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