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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结合”方法论 所谓“三维结合”方法论，源自于润洋先生在论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之“历史与美学相统一”的研究方法。 一、“三维结合”方法缘起 1986年，于润洋在音乐学界大力倡导“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认为这是音乐理论建设的“两大基石”，⑧后来，他又发表多篇文论予以大力倡导。⑨ 1993年，于润洋先生发表了他的长篇论文《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⑩运用被他称之为“音乐学分析”的这个方法论对瓦格纳及其歌剧做了典范性、展示性的研究。 于润洋的“音乐学分析”方法，来源于恩格斯的相关论述。 恩格斯在《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中说： “我们决不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是从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 1858年，恩格斯又在《致拉萨尔》中说： “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 恩格斯提出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美学—历史批评的科学思想是符合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的，它应当成为我们今天建设马克思主义音乐批评学的理论源泉。于润洋提倡“历史与逻辑两统一”，正是来源于恩格斯美学-历史批评的观念与方法。 后来茅原教授告诉我，马克思主义已经跨越了黑格尔的这个两统一。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整个哲学体系，都带有强烈的工艺技术分析的特点。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走在19世纪时代的最前列，当与这种三维结合的创新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而20世纪现代系统论所说的三维知识结构，正是逻辑、历史与技术三者的有机统一，技术分析的渗入使哲学研究如虎添翼。 实际上，于润洋的美学研究方法也实现了这个三维结合。也就是说，他不仅大力提倡历史与逻辑的两维结合，在研究实践中施行的是历史、逻辑和音乐工艺学的三维结合。 事实上，于润洋不仅在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研究领域卓有建树，同时还是国内西方音乐史研究方向的旗帜性学者，又在长期专业音乐学习和研究中对音乐工艺学具有扎实深厚的基本功和全面的技术素养；这三个领域深厚的学术积累和经验积累，使得他的音乐学研究在三个不同维度及其互渗互用实践中同时展开，因此而产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从而为他的音乐学研究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石。 单从于润洋的西方现代音乐哲学研究而论，正因为他对西方音乐发展的历史脉络了然于心，才能对与西方音乐历史发展密不可分而事实上同样是西方音乐历史之重要组成部分的音乐哲学和美学思想做出合乎历史逻辑的深度阐释。于是，这样一条历史、逻辑、音乐工艺学三维结合的写作理路便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以研究对象为逻辑原点，上穷源头，下探流向，将研究对象置于某种特定的历史语境和中国音乐的当代语境之中，不但把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特定学派同当时的西方音乐历史事实联系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同时与我国音乐美学研究的当下现实和音乐艺术的本体规律紧密结合，对对象发展嬗变之来龙去脉进行清晰的历史梳理和学理论评，在方便读者把握住对象的学统渊源及其历史和现实面貌的同时，评析其理论创造与种种不足，揭示其对于我国音乐美学研究的当代意义，从而使作者的评介与阐述既有一种“历史在场”的纵深感，又具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也更贴近音乐艺术自身。 二、“三维结合”方法界说 所谓“历史”方法的真谛，是认为音乐美学的任何对象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历史的和具体的存在，总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人文历史环境有深刻联系；因此音乐史对对象的研究，不可能仅从对象本身便获得全面合理的阐释，而必须将对象置于广阔的历史语境及与之相关的诸事物的普遍联系中，对其赖以产生、发展的各种主客观条件进行历时性追索，揭示出它的源头和流向，并以此为依据，对其人文价值才能做出科学的历史定位。 音乐史研究中的历史方法，不仅是一种方法论，而且需要历史素养和历史意识的支撑；换言之，深厚的历史素养和强烈的历史意识使历史方法的运用得心应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便是将历史素养、历史意识和历史方法三者完美结合起来的最高典范。 所谓“逻辑”方法，就是运用逻辑思维，通过特定的概念系统以及概念与概念之间合乎逻辑的分析、综合、演绎、推理等方法进行抽象思辨和理性概括，从中得出学理性结论。哲学研究、美学研究运用的正是这种逻辑方法。逻辑方法不仅是一种方法论，而且需要逻辑素养和逻辑意识的支撑；换言之，深厚的逻辑素养和强烈的逻辑意识使逻辑方法的运用得心应手。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便是将逻辑素养、逻辑意识和逻辑方法三者结合起来的最高典范。 所谓“美学”方法，具有逻辑方法的一切特征，其分析、综合、演绎、推理过程也要遵守人类理性思维最一般的逻辑法则，只不过它的对象世界是文艺作品和文艺现象，它的核心概念系统是与文艺作品、文艺现象相关的一系列范畴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逻辑方法泛指人类理性思维的方法论，美学方法是特指美学思维的方法论。恩格斯所说的“美学的观点”，于润洋所说的“逻辑”方法或“理论”方法，在特定逻辑条件下可以互通互换。 所谓“工艺学”方法，就是运用特定语言对对象的内部结构、工艺特点和技术含量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对于音乐史研究来说，就是从语言、技法、结构、风格、流派等音乐工艺学层面对音乐作品进行形态分析的方法，所以也被称为“形态分析法”或“本体分析法”。 所谓“三维结合”方法，就是在音乐美学研究中，将历史方法、逻辑方法、音乐工艺学方法有机结合，使之在互补互渗中产生化学反应，将对象置于宽广的历史语境、特定的逻辑语境和自身的工艺学语境中进行多维度考察和立体性思考，从而使音乐史家的研究成果以及从中得出的结论能够经受住历史、美学和音乐工艺学的多重检验。 三、“三维结合”方法论对于音乐学研究的意义 于润洋强调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来思考和解决各种理论与实践命题、强调历史分析、美学分析与音乐工艺学分析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于创建我国音乐学的科学方法论系统，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其一，适应现代音乐学学科发展的历史诉求 在我国，直到“文革”结束时还没有音乐学这个整体性的学科概念，一般均泛称为“音乐理论”，或“音乐史论”，或“音乐理论与批评”；作为一个独立的音乐领域，以区别于音乐创作、音乐表演和音乐教育。 从横向看，我国文学界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这样的分工，“文学理论”即文学的史论研究，“文学批评”即对文学作品、文学思潮的审美评价活动。 在西方，德国学者曾将音乐学学科分为“历史音乐学”和“体系音乐学”两大类。前者主要是音乐史学，后者则将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等诸多理论性学科囊括在内。 后来，随着音乐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学科分工越来越细，形成了现今这样一个庞大的音乐学学科布局。其优点是推动了音乐学研究的专门化和精细化，但其缺点，主要是学科间缺乏沟通形成学科壁垒，学者知识结构严重偏科，学术视野狭窄，研究方法单一化、研究成果平面化倾向普遍等等也逐渐显露无遗。 面对这种状况，包括于润洋、赵宋光在内的一些著名学者认为，音乐学学科发展到了今天，历史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即如何从学科分立在更高层次上走向再度综合？ “三维结合”方法论正是顺应了这个历史诉求而提出来的。 其二，适应我国当代音乐学研究的现实诉求 自打20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当代音乐学学科建设取得了历史性和突破性进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但存在问题也不少，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前述因学科分立而造成的学科壁垒以及在知识结构、学术视野、研究成果方面存在的大量问题，在当下表现得都很突出。例如音乐学界对各种新观念、新方法趋之若鹜而又存在各种盲目性，音乐美学界脱离音乐本体和形式规律空谈理论成为时尚；某些技法研究习惯于停留在对于和声、曲式、复调、配器、唱法、演奏法等等的工艺学分析层面而不能用历史意识和美学意识加以烛照，因此他们的成果往往缺乏历史人文内涵和必要的理论深度。 针对这种状况，包括于润洋、赵宋光在内的一些著名学者认为，音乐学学科发展到了今天，现实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即打破学科壁垒，实现跨学科、多重视角、多维方法的整合和运用，以克服当代音乐学研究中现存的种种弊端？ 我以为，“三维结合”方法论正是顺应了这个现实诉求而提出来的。 其三，适应我国音乐学学科发展的未来诉求 在当代世界范围内，音乐学研究思潮汹涌、学派林立，各种新学说和新方法层出不穷，从不同视角、用不同方法揭示了音乐艺术的深层奥秘，对音乐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举凡认真读过于润洋先生的《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这本书的同学，就必然会从中发现两个现象： 首先，中国学者对现代音乐学的创造性贡献微乎其微；迄今为止，在具有世界级影响的众多音乐学学派和大师中，尚未出现中国印记和中国学者的名字。 其次，正如于润洋先生所指出的，西方学者所创立的某些新学说和新方法，在各有其理论价值和创新意义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存在各种不同的局限。 针对这种状况，包括于润洋在内的一些著名学者认为，中国音乐学的未来发展，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新任务，即如何在广泛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学术遗产的基础之上、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思维的统摄之下，进行科学扬弃和系统整合，以实现对自身历史与现状的整体性超越以及对西方同行的部分突破，从而力求在未来世界的音乐学版图上打上中国印记、大师名册里写上中国学者的名字。 我以为，“三维结合”方法论正是顺应了这个未来诉求而提出来的。 这是一个“宏大叙事”和高远目标，需要几代旗帜性学者的共同努力才有望实现，但也并非遥不可及。路就在我们脚下。 四、“三维结合”方法论与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 “三维结合”方法论对于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也有着重大的方法论意义。 按我理解，“三维结合”方法论对本学科的启示是，运用历史唯物论的音乐史观，将我国近现代当代音乐的百年历史置于特定的国际视野和国内语境中，结合不同阶段不同的时代条件进行观察，科学处理历史素材，清晰梳理发展脉络，从历史、美学和音乐形态学的视角和方法，对其中重要人物及其作品、重要事件、重要文献等进行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分析和评估，并以他们对推进我国专业音乐的发展繁荣是否提供了新的创造和新的贡献为依据，为其做出恰当的历史定位，指出某些带普遍性、代表性的历史事项何以产生、何以消长、何以变化、何以发展的社会条件和历史依据，以便在我们的研究和写作实践中，力求重构历史本体的真实图景，总结其中正反两个方面的主要经验，并以自身的研究成果作用于当代，启迪于后人。 我坚信，只要我们认真研究了于润洋倡导的“三维结合”方法论，并将它运用到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的研究实践中去，必会给本学科研究和写作带来新气象和新飞跃。 ①吕骥1955年3月在中国音协党组会议上的讲话(夏白整理)，中国音协印发。 ②陈毅讲话记录稿(摘录)和周扬讲话记录稿(全文)见居其宏：《新中国音乐史》附录二，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 ③刘东升、袁荃猷编著：《中国音乐史图鉴》，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2008年5月，该社又出版了此书的修订版。 ④吴钊：《追寻逝去的音乐踪迹——图说中国音乐史》(上中下三卷)，东方出版社，1999。 ⑤姜永兴：《中国古代音乐图像》，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 ⑥陈聆群：《八十回望——我的音乐历程》，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 ⑦同⑥，第33页。 ⑧于润洋：《历史与逻辑——音乐理论发展的两大基石》，《中国音乐年鉴》1986卷。 ⑨于润洋：《心境·方法·学风》，载《人民音乐》，2000年第6期；《关于我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想法》，载《人民音乐》，2002年第11期。 ⑩于润洋：《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载《音乐研究》，1993年第1～2期连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