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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流行音乐批评具有批判精神，但某些“批判”有失偏颇 在流行音乐评论中绝不是一味赞美，而是包含多种不同意见。这里既表现出难得的批判精神，也暴露出诸多问题。 (一)可贵的批判精神 康德之后，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criticism)，能够对当前的流行音乐进行“质询”(inquire)从而获得有别于“常识”的认识，这当然是好事；能够深入发现流行音乐的不足，也正是促使流行音乐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流行音乐批评具有鲜明的批判精神，比如专业评论中居其宏的更高要求：“通俗歌曲从总体上抛弃了兽性文化歇斯底里的癫狂和残暴，摘去了神性文化讲经说法众赞圣咏的假面，把审美目光投向亿万普通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身边琐事……通俗歌曲的全部人文价值就在于真实人性的复归。但九年来(1979年以来)的实践证明，人性复归之后若不及时提出人性升华任务，过久地满足于或停留于复归阶段不思进取，势必产生返祖现象，导致人性的异化。”[6]1993年的“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流行音乐”研讨会更从音乐与社会、历史与现实、概念与实践、价值与不足等多个方面关注流行音乐，其开放的学术观念、敏锐的学术视角、批判的学术态度，为流行音乐的研究与批评做出了表率。 批判精神还更多地表现在“业余”批评之中。李皖面对张浅潜的《罐头》时追问：“一个在现代社会的一体化、规范化、模板化的教育体系中成长的人，将会愈益面临不会恣肆生长、不会精神探险、失去心智另途的危险，尤其是当他面对人生或社会的严肃问题时，他会不会发现是体系在说话，而他自己从不作一声?自然界的千姿百态，为什么在人这里变成了印板般的几个类型?为什么文化变成了模式而不能随时迸发出不同人的令人讶异的异态?在艺术创造中，能不能不分析问题而只是展示肉体和内心的反应?为什么生命不说话，而逻辑滔滔不绝?那人性的焦灼、痛苦与欢乐在哪儿?”[7]这里一层接一层的问题可能比颇费周折证明出来的大道理更给人以启迪。当然，批判不是批驳，也不只是质询，更包括了独立、深入的判断，比如颜峻以下言论虽然是对“地下音乐”的辩护，也正显现出不人云亦云的批判意识：“如果社会真的还有一点空间留给怀疑物质主义的人，留给爱好不同声音、奢谈自由的人，留给固执地坚持自己想法的人，那么他们产生不同的美学，并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就很正常了……‘他们为什么不做一点小小的让步，打扮得通俗一点，把旋律做得好听一点，多上上电视，让更多的人了解呢?’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一点小事，为了更小的目的?”[8]在流行音乐批评中，这样能够抓住关键、善于质疑辨析、讲究逻辑推理、富于机智风采的文字比比皆是，显露出自觉的批判性思维和可贵的批判精神。 (二)有失偏颇的批评 在流行音乐批评中负面评价占有较高比重，不像西方古典音乐或中国传统音乐评论多是挖掘作品价值。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批评通常并不深刻、并不具有批判性思维的特征。这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表现。 1.以点代面。笔者的很多朋友就认为电视上和街头传播的流行音乐就代表了流行音乐，流行音乐就是卿卿我我、哼哼唧唧，没有研究的价值。但流行音乐并不是“流行的音乐”，接受度也不能等于艺术高度，就像我们不会认为流传广泛的《献给爱丽丝》代表了古典钢琴的水准一样——哪怕他的作者是伟大的贝多芬。“曲高和寡”在所有音乐形式中都是一个普遍现象，能够代表流行音乐技术、思想、精神的作品通常并不很流行，很多流行音乐恰恰因为自己的独立精神而遭到大众传媒“守门人”(the gatekeeper)的驱逐。比如侯德健1984年在大陆出版的《未来的主人翁》，其音乐性和人文性在当时都出类拔萃，然而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知道这首歌的人并不多，只因为在流行音乐批评中出现才没有被完全遗忘。 2.评判绝对。很多人对流行音乐的评价延续了历史的惯性，认为流行音乐是靡靡之音，技术简单、表演轻佻、内容不健康。陈志昂就把流行音乐分为“庸俗的”和“反动的”两种[9]，全盘否定流行音乐。其实持这种看法的人不在少数，只是不像陈志昂这样能上升到理论高度。还有很多音乐学家提倡文化价值相对主义，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但这种文化价值观并不显现为不同音乐形式之间的相对主义，而是不同国家、民族的音乐之间的相对主义，在内部依然贬斥流行音乐。民族音乐学的价值观基础即是文化相对主义，但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笔者在发言中提到很多流行歌曲具有“民歌”的“民间”(folk)文化属性时，被一位著名民族音乐学家评为“荒谬”，其认为流行歌曲不外乎风花雪月，根本无法与作为“劳动人民心声”的民歌相提并论。 3.不够深入。还有人把音乐的态度和表面形式视为评判作品价值的标准，如此一来很多流行音乐就有了“七宗罪”：不乐观；格调不高；格局不大；受商业影响太大；虚假宣传太多；描写对象不具有正面性；形式不具有美感。且不说这些问题在其他音乐形式中也存在，另外有些被视为不足的地方，却恰恰可能是流行音乐价值所在。比如郑智化描写妓女的《堕落天使》，既包含了对弱者不堪经历的同情，也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社会与人性的复杂；何勇在《垃圾场》中使用的噪音、电声啸叫，正符合作品的反抗气质和焦虑情绪，是后现代美学的重要表现；陈志昂眼中“反动”的崔健的《一无所有》，在文学界却被奉为“当代首席摇滚诗人”的文学名作，进入著名学者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和谢冕主编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文库》…… 所以，前面的“七宗罪”即便客观存在，也不至于罪无可赦，甚至可能具有独特意义：①不乐观——钱钟书早在1980年就有名篇《诗可以怨》传世，司马迁更有评价《诗经》的名言“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都论及到“负面情绪”的积极价值；②格调不高——鲁迅早有讽喻：在道学家眼中，《红楼梦》也是格调低下之作[10]。另外，因为一些“高雅”的概念具有排他性和强制力，也使得很多人选择“逃避崇高”；③格局不大——很多流行音乐正是以个人叙事完成了对一统江湖的宏大叙事的反拨，彰显了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④受商业影响太大——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小调和戏曲受商业影响也很大，西方独立音乐家的诞生则是因为音乐商品的出现；⑤虚假宣传太多——这当然需要通过音乐批评来揭示，不过别忘了“庙堂音乐”中的虚假宣传可能更多；⑥描写对象不具有正面性——“三突出”文艺理论早被实践证明不仅不具有艺术性，而且压制了艺术的发展；⑦形式不具有美感——美感本就包含了“丑”，波德莱尔1857年的《恶之花》已经对现代文艺产生了全面的影响，很多研究已经认识到“丑”的魅力和深刻性。 4.狐假虎威。如果说“以点代面”是专业视野使然，“评判绝对”是由于习惯性思维，“不够深入”也只因为审美定势，那么“狐假虎威”则有仗势欺人之嫌。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乡恋》、《小螺号》等作品被批，创作者和演唱者哪有反驳之胆。1990年，面对陈志昂、赵沨上升到“社会主义制度”[11]高度的批判，金兆钧等只能选择言不及义或闭口不言。即便在21世纪，文化部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网络音乐内容审查工作的通知》(2009)、《2010年中国网络音乐市场年度报告》指出“一些歌曲宣传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歪曲，严重影响了广大青少年的身心健康”[12]之后，网络歌曲一时间人人喊打，也少有学者能去与之“争鸣”。“狐假虎威”的音乐批评不是凭认识、见识影响到人们的审美，不是促成社会批判精神和公民意识的形成，而是因为一己之私、一时之快，借助甚至鼓动非学术力量、运用非学术术语，对不合自己利益或认识的音乐形式进行围剿。这样的“批评”已经逾越了批评的底线，对文化生态造成严重的伤害，并导致音乐文化中真正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意识、人性提升成分的高雅因素失去生存空间。 总之，面对作为现代美学、后现代美学重要表现形式的流行音乐，还以古典音乐美学和革命音乐美学来要求；面对反映多元、复杂现代社会的流行音乐，还以一元、简单的先天正确话语来评价，这样做效果并不会好，后果却值得担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