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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展望：必须远大的前程 1986年的全国歌曲创作研讨会就提出，“加强音乐理论研究，特别是加强对通俗歌曲理论的研究，是音乐理论家和词曲作家的一个新课题”[13]，但直到今天，流行音乐研究困顿依旧，流行音乐批评作为“旁门左道”更得不到学界重视。据笔者统计，2000-2011年，七大音乐类核心期刊流行音乐论文占比重最多的《人民音乐》不过是3％，《音乐艺术》、《音乐研究》、《黄钟》略高于1％，其余皆在1％以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1年只刊发了三篇流行音乐文章，并且其中有一篇是书评、还有一篇更侧重于传统音乐。这些流行音乐论文多以史学、教育学、传播学以及社会学研究为名，少数评论文章则以书评为主，比如《音乐研究》11年间共发表与流行音乐相关的论文12篇，其中书评5篇，乐评0篇。 但是，流行音乐批评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必要性。学界重视中国传统音乐，为音乐历史长河留影，自当感激；涉猎西方古典音乐，心存高远，也当佩服。忽略当前影响最为广泛的音乐形式，不在风起云涌的音乐生活面前发言，则无论从哪方面都说不过去。 (一)流行音乐批评的发展是学术发展的需要。 健康的学术应有两翼，不能一直厚古薄今，悬置现实。流行音乐是当前社会音乐生活中最为活跃的部分，对流行音乐批评的忽视，反映了学术触角的迟钝，学术研究的滞后，甚至学术环境的不健康。长此以往，实践层面就会愈发轻视理论研究，整个音乐学术的根基都遭到质疑。 (二)流行音乐批评的发展是音乐发展的需要。 音乐实践的发展离不开批评的参与，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大陆流行音乐热闹红火但几乎是原地踏步、要靠外来流行音乐促进的现实，正反映出流行音乐批评的缺位。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脱离理论而仅靠“跟着感觉走”就能有良好发展。缺少批评、阐释的音乐形式在瞬息万变的大众传媒时代，无论本身多么优秀，都可能被即刻淹没在冗余信息的海洋中。 (三)流行音乐批评的发展是文化发展的需要。 杨燕迪借用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认为音乐批评是现代性文化体制的重要组成[14]。音乐批评成为常态性存在是进入现代社会才有的事情，只有在这里，人们才能摆脱国家权力和宗教的控制，对音乐问题自由发表意见，文化体制才能提供“公共领域”，保障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流行音乐批评是音乐批评的重要组成，它的缺失必然和“公共领域”的缺失、现代性文化体制的缺失联系在一起。 流行音乐批评的建设，不是正当其时，而是严重滞后。流行音乐批评的发展，离不开流行音乐研究的发展，但研究流行音乐被视为“不务正业”、成果得不到学界认可的局面并没有改变[15]。可堪慰藉的是，自2001年出现第一篇流行音乐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以来，经过2002年的回落，2003年之后逐年上升，2007年之后则稳定在30篇以上，2011年56篇，2012年63篇。年轻力量的写作虽然就学术水平而言并不杰出，也并非都是评论性文章，但无疑为流行音乐批评的多样和深入打下了重要基础。2012年底中国音乐评论学会第五届年会上，王次炤会长也大力呼吁：我们要充分关注社会音乐生活，不能忽略流行音乐与网络音乐的存在。 流行音乐批评虽前程远大，却绝非一帆风顺。中国的音乐研究尚要呼吁进入现代[16]，流行音乐批评更需进入现代。进入现代还不仅是指以现代音乐、当代音乐生活为研究对象，而是以现代的学术观念进入流行音乐批评。这就需要保证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绝不能成为利益的工具，绝不能图解政策或按公司需要发言，而要坚持独立、自由、中立的品格。 对于流行音乐批评来说，音乐分析除需掌握经典音乐技术理论之外，还要认识到流行音乐节奏、音色、语气、文学、即兴等方面的重要性。另外，“业余”流行音乐批评在技术上总隔了一层，专业流行音乐批评在文化上总隔了一层，专业流行音乐批评需要加强与大文科理论界以及“业余”流行音乐批评的对话意识，提高对话能力，取长补短。现在的经典音乐美学观并不完全符合流行音乐的实际，对流行音乐的批评需要和文化学、社会学、接受美学甚至语言学、政治学等联系起来，并把批评作为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理解与对话。在这种意义上，流行音乐批评不仅可以是很有见地的学术，而且能够成就我们生命的成长，并成为个体对必死宿命的救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