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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古典戏剧叙事对话点滴(4)

http://www.newdu.com 2018-03-01 《南亚研究》(京)2011年第 孟昭毅 参加讨论

    三、天竺音乐对中国戏剧音乐变革的影响
    中国戏剧艺术除了离不开舞蹈以外,还和音乐的发展变化有很大关系。作为戏剧的一大构成因素,音乐有它独到的艺术意蕴。
    中国的音乐发展到汉代,基本保持了上古的传统,独树一帜。音乐是乐器演奏出来的,因此,乐器的变化是音乐变化之先导。在这些领域,中国也接受了西域,尤其是印度的某些影响。印度佛教时代出现的乐器箜篌,是印度古代有代表性的乐器。因此,在印度文学、汉译佛典、云岗石刻和敦煌壁画中,均能发现这种乐器。箜篌在汉代得到仿制,传入中国,类似现代的竖琴,因此诗有《箜篌引》和“十五弹箜篌”句(见《孔雀东南飞》)。箜篌盛行于隋唐,后传入朝鲜和日本。琵琶是西域的又一重要乐器,为古代印度和波斯所共有,谁为先出难以考证,据说也在汉代传入中国。琵琶又分多种,和箜篌等乐器在《隋书·音乐志》中均有记载。
    琵琶的传入导致了印度琵琶调于北周武帝时(561~578在位)传入,其中介与桥梁是龟兹(今新疆库车)音乐家苏祗婆(生卒年不详)。(18)龟兹是西域丝绸之路和中印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其“琵琶七调”的名称皆为梵语译音,经中外学者考证,其源自印度,传入中国后,风靡朝野,对中古音乐影响很大。向达先生曾撰文指出:“佛曲源出龟兹乐部,尤其是龟兹乐人苏祗婆所传来的琵琶七调为佛曲的近祖。而苏祗婆琵琶七调又为印度北宗音乐的分支与流裔,所以佛曲的远祖实是印度北宗音乐。”(19)汉代从西域传入中国的还有印度军乐。据考证,在古代战场上最先使用乐队鼓舞士气的国家是印度,所使用的乐器有打击乐和管弦乐两种。张骞(?~前114)通西域后,得到印度一种以大喇叭为主旋律乐器的军乐曲《摩诃兜勒》,“鼓吹饶歌”就是在印度音乐影响下,形成于汉代的中国军乐。
    中印音乐经过从汉到南北朝的数百年的融合,以弘扬佛法为契机,在提倡佛教的帝王的支持下,“述佛法”的歌曲被引入宫廷。《隋书·音乐志》载:“帝(梁武帝)既笃敬佛法,又制《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通过“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情景,可以想见寺院中佛曲之盛,法乐歌舞,梵音绕梁,余韵广远。北朝因与西域地近,所受影响更为显著。据《洛阳伽蓝记》卷三《景明寺》载:“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天动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西域一带的《亢利死让乐》、《远服》、《永世乐》、《于阗佛曲》等,以及变龟兹之声而后成的西凉乐等等,都乘机而入中原。这些以印度乐曲为基调的中国乐曲,对中国戏剧的乐曲产生了间接的影响。
    西凉乐中的佛曲源于六朝,在隋代已进入宫廷。至唐代,乐府曲调中列入《普光佛曲》、《弥勒佛曲》、《释迦牟尼佛曲》、《阿弥陀佛曲》等26种佛曲的名称。向达先生在《论唐代佛曲》一文中指出:“佛曲者,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一种乐曲,有宫调可以入乐。内容大概是赞颂诸佛菩萨之作,所以名为佛曲。大约为朝廷乐署之中所有,不甚流行民间。”(20)这些佛曲“不甚流行民间”,除宫廷所需娱乐之作外,在寺院的乐舞中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因为寺院里的乐舞本质上就与佛音梵乐有血缘关系。佛曲对借用印度佛教声律,以梵呗曲调来歌唱佛经故事的“俗讲”的曲调,也有一定影响。
    东晋高僧法显(342~424)于399年赴印求法14年。在他归国后所撰写的《佛国记》(《法显传》)中曾记述中印度众僧大会说法的一些情况:“说法已,供养舍利弗塔,种种香华,通夜然灯,使伎乐人作舍利弗本婆罗门时,诣佛求出家,大目连、大迦叶亦如是。”这段文字表明自马鸣(约一二世纪)创作了《舍利弗》以后,以舍利弗、大目连(即目犍连)或大迦叶(又译摩诃迦叶)为题材的戏剧在印度佛教僧伽(即僧团)历演不衰。这些有关弘扬佛法的宗教戏剧的乐舞曲也经过西域地区文化过滤,借手传入中原地区。黄宝生先生指出:“我国唐代的两种乐曲名“舍利弗”和“摩多楼子”(即目犍连同名异译)可能与这类戏剧(尤其马鸣的《舍利弗》)传入中土有关。”(21)
    唐代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正式诞生前一个孕育时期,歌舞、音乐、小说、故事、滑稽表演等,都很兴盛。戏剧艺术萌生所必需的乐、舞、表演和事件等条件,几乎都已准备就绪,戏剧即将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地诞生了。由于中国戏剧艺术载歌载舞的美学特质,决定了音乐在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催生作用,由于印度传入中国的多是带有叙事特征的文艺内容,这也决定了中国戏曲形成时的叙事要素。
    首先,不断地丰富着自身艺术表现领域的音乐,自南北朝边疆各族人民入居中原以后,有了更大的发展。以天竺乐为主体的丰富的音乐文化资源,在汇入中国音乐以后,为秦汉以来的汉族为主体的音乐传统,带来变革性的影响。它们“推翻旧制”、“更造新声”,使音乐可以表现更多、更广、更深的感情内容。在音律的运用上也有很大的变化,从苏祗婆的琵琶八十四调理论的形成开始,至燕乐二十八调的实际运用,这一系列关于宫调的理论与实践,直接作用于宋代说唱艺术的形成,如“诸宫调”、“唱赚”之类,进而又诞生了元代杂剧唱腔中的音乐。其次,音乐形式上有许多继承和创新,如“大曲”、“法曲”、“佛曲”等各类舞曲和歌曲的曲调,对后世的戏曲也有极大的影响。其中许多曲调经过若干变化,成为戏曲曲调中的组成部分。另外,由于乐器增加,演奏技巧有了很大发展。如唐诗名篇《琵琶行》中的描述,乐器演奏几近精纯。而歌唱技巧也由于多民族的融会,有了很多扩充和发展。这为后世戏曲中的器乐演奏、伴奏和演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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