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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之内，在总督府，近百种戏曲传奇得以诞生，并很快流传到市井里巷。金烺、吕弦绩、吴伯憩三才子作为总督府炙手可热的传奇高手，所谱传奇各乐部争相搬演，而三人名气难分上下。于是仿唐人旗亭画壁的故事，由总督亲自主持，不点剧目，而让戏班随机演出，结果上演的乃《红靺鞨》传奇，金烺夺冠。于是总督命所有参与演出的演员依次为曲界新“状元”敬酒，欢呼呐喊，响彻云霄。以至于总督府驻守士兵好奇纳闷，皆“争引领观”，总督府的戏曲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肇庆到广州到珠江两岸，昆曲演出如火如荼，昆曲开启了江南与岭南文化交流的畅通之门。 吴兴祚在清初江南、岭南曲坛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从江南到岭南的文化踪迹。将我们带入明末清初昆曲的文化生态之中。在清初岭南，这个军事征服的最后地区，昆曲以娱乐的文化力量将岭南与江南联系起来，将岭南与全国联系起来。同时，不仅两广总督家有戏班数支，岭南的各级官员如广州将军王永誉、南雄知府陆世楷、西宁知府张溶等皆有昆曲家班，一些地方太守等也都是戏曲爱好者，他们皆在自己的衙署内组织唱曲活动。在岭南，赏曲也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交仪式。除了客人、幕僚外，当地的许多知名文士如屈大均、陈恭尹等也参与到这场戏曲活动的合奏中，共同推动了岭南戏曲的繁荣。以昆曲为媒介的江南文化不仅融入而且已经成为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 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一，文化一旦形成，即会产生较强的生命力，不会因社会的巨变而发生变化。明清易代之初，晚明社会文化习俗并未因朝代更替而中断。“只有天风吹不散，红氍毹上数枝花”。(54)官员、贵族仍然陶醉在晚明的文化场景中。顺治曾私语大臣洪承畴曰：“近来中外将吏仍蹈积习，多以优伶为性命。”(55)尽管帝王对于晚明“积习”表示不满，却说明了文化的相对稳固性。入仕清朝的前明文士汪琬描述士人习好云：“南人爱听女儿曲，北人爱唱甘州歌。”(56)所谓“女儿曲”即指悠扬婉转的昆曲。官员的家乐文化在朝廷的默许下逐渐形成一股洪大的文化潮流。 清初，为巩固江山，朝廷施行了一系列宽容政策，其中一个明显标志是，允许满族和汉籍旗官购买奴仆。在朝廷的宽容下，蓄养家班成为封疆大吏、各地官员的集体嗜好。“吴三桂奢侈无度，后宫之选，殆及千人。公暇，辄幅巾便服，召幕中诸名士宴会。酒酣，三桂压笛，宫人以次高唱入云。旋呼颁赏，则珠玉金帛，堆置满前。”(57)戍守西南边陲的吴三桂在戏班方面的高昂消费证明了他对于昆曲的痴迷。荆州才子曹叔方，以所编乐府投武昌郡守李如谷，李郡守甚为惊喜，“立取梁州序，亲自度曲，以扇代拍。时隶役百十辈，皆屏息而听，寂若无人”(58)。终于，至康熙中期，家乐的普及，规模之大，分布之广，成为万历之后的又一高峰。吴兴祚两广总督任上，其能够组建数支家班蓄养四十余伶人也就不足为怪了。 与朝廷的宽容同时并存的另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抗清的残明力量最后多悄然转入岭南，这股力量的主体便是怀抱明节的江南名士，其中多数都是抱才怀艺、雄心勃勃的青春才俊。明亡之际，他们多数人亦不堪忍受亡国的耻辱而遁入佛门留居岭南。当清朝江山定鼎后，这些避难空门的遗民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思想，适应所遭遇的政治挑战。军事烟火消散后，这些所谓的“佛门弟子”多数脱僧还俗，谋求生存。其中，入幕是这些遗民最钟情的谋生方式：既可保持遗民身份，亦可获得理想的收入开始新的生活。对这些固守前明节操的遗民来说，幕府尤其是坐镇岭南的两广总督府代表了在异乡拥有更好生活的希望。即使有些靠所怀绝艺如行医占卜等谋生的人来说，他们也多与总督、巡抚等高官保持密切来往，其中很大原因即基于经济的考虑。总督吴兴祚出手慷慨，“万金酬士”(59)，“接交游，海内名士尝聘致署中，暇则诗文觞咏，往往倾箧赠之”(60)。吴兴祚给予这些遗民以极大的包容和经济支持，同时也为他们提供政治的遮护。毛奇龄《西河集》卷一百六十七《饮金十四烺园看草花同姜九廷干吕四洪烈罗大坤吴大棠祯张二锟即事》诗中所及的参与龙山雅集的金烺、姜绮季、吕洪烈、罗坤、吴棠桢、张锟等山阴君子后来全部游幕吴兴祚岭南总督府。无锡王世桢，字础尘，曾入史可法幕府，献计抗清。失败后流落四方，吴总督“约之入粤”(61)，即感于王世桢的人格与操守，特为其提供庇护。当吴兴祚卸总督之任，王世桢继续留居广东，入惠州知府王瑛幕府，最终卒于岭南。这些遗民文士通过幕府参与传统文化的保存与重建。他们多擅长填词谱曲，在岭南的幕府文化环境中，幕府娱乐的需要使得他们获得展示才艺的机会。幕府也为他们的剧本演出提供了自由的舞台。 徐树丕《识小录》(卷四)论江南歌舞之宗云：“四方歌者，皆宗吴门。”所谓“吴门”即泛指昆曲发源地江南，而非确指狭隘意义上的苏州一地。在听曲活动中，人们则非常重视唱腔的质量。为了聆听正宗的昆腔，达官显贵都到江南购买伶人。湖北襄庄王朱厚柯王府“设部乐，习吴欲”(62)，客至，则“命升歌，务尽长夜”(63)。徽州巨商潘景升置家乐戏班，“朝夕命吴儿度曲佐酒”(64)。河南侯方域“雅嗜声伎，买童子吴阊，延师教之”(65)。即使与江南文化迥异西北秦晋，也包容吸纳吴门的歌声。宜兴万树游幕山西，在其族叔万锦雯幕府赏曲。在山西聆听到流落三晋的江南名伶“宫裳”所唱昆曲令万树心旷神怡，于是万树开始创作传奇，由宫裳排演。万树《透碧霄·闻宫裳小史新歌序》：“晋地歌声骇耳，独班名宫裳者解唱吴趋曲，竟协南音、丝竹间发，靡然留听，几忘身在古河东也。因赏其慧，酒余辄谱新声，授令度之。计得，登之红氍毹上，亦能使座中客且笑且啼。”(66)在族叔幕府，万树创作了四部传奇，八种小剧，昆曲由此在山西得到推广。相关记载不胜枚举。 “自是吴歈多丽情，莲花朵上觅潘卿。”(67)赏曲听戏，不仅是人们所趋之若鹜的娱乐形式，而且成为人们交流沟通的重要渠道，看戏成为深受社会精英欢迎的社交途径。江南吴儿因演剧唱曲而走向全国，“一郡城之内，衣食于此者，不知几千人”(68)，“苏人鬻身学戏者甚众”(69)。于是，伴随着官员的踪迹，伴随着商人的旅程，江南昆曲向四方延伸。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都在其王府内组建戏班，吴三桂遣人从江南“采买吴伶之年十五者共四十人”(70)，在昆明组成新的家班，不仅购买江南伶人，连演出所用的道具也一并从江南购买。惠州府博罗张萱(1588—1641)，任职苏州时痴迷于昆曲，当他回到博罗后，特意购买江南伶人至其西园演唱昆曲。潘耒《救狂砭语与长寿院主石濂书》载僧大汕遣人至苏州买优童十二人送往安南(今越南)，由此打通了与安南的贸易航线，获利巨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