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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质疑“春柳社并非中国话剧的开端”说 在此，笔者想探讨王凤霞女士提出的有关春柳社的几个问题。 1.春柳社是否“偶然组织”的学生团体? 王女士说“一种外来艺术品种被某个偶然组织的学生团体奇迹似地移植到中国”。这个说法是否妥当? 春柳社成立的1906年、1907年是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第一个高潮期。“随着‘新政’的推进，需要大批掌握各领域新知识的新式人材(才)，但当时的中国刚刚摆脱了旧的教育，还难以适应培养新式人材(才)的需要。为了应对这种形势，清政府采取了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奖励留学以及招聘外籍教师等措施。与此同时，随着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废除，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人为了寻求新的知识，自发地前往海外留学。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留学迎来了兴盛时期。人数最多的1905年大约有8000人，另说有1万人，甚至呈现出超过2万人的空前盛况。”⑦这些留学生大部分集中在东京。在20世纪初的文化背景下，如此众多的学生(年轻知识分子)集中在一个地方，其中爱好戏剧的人组织剧社是很自然的事情。当时也是日本新派剧的全盛期，同时文艺协会也开启了日本的新剧运动，换句话说当时是先锋戏剧团体开始涌现并朝气蓬勃的时候。年轻的中国戏剧爱好者被日本戏剧所吸引并受其影响也是很自然的。也就是说，春柳社的成立以及春柳社受日本戏剧影响绝非一偶然现象，而是时事所趋之必然。 2.春柳社演出内容是“奇迹似地”移植到中国的吗?“春柳社是中国话剧开端”这一说法使人们过分夸大中国话剧的日本影响吗? 笔者刚才指出春柳社成立的20世纪初是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第一个高潮期。众所周知，清末新文化运动给中国文化带来非常深刻的影响，而从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开始，清末新文化运动先发生于日本，随后才移植到中国国内。中国学者指出：“由于中日近现代文学相同的历史背景、相似的文化条件，的确存在着一种‘极为类似的文学倾向’，接受日本文学思潮的最实际的效应，便是使中国的‘潜在倾向’得到开发，并以日本为楷模和桥梁，进行卓有成效的中国文学的‘革命’转型。”⑧科学文化其他领域也是一样，春柳社仅仅是这种文化大潮中的一例，春柳社演剧内容传到中国国内并非所谓的“奇迹”。近现代中国文化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正如日本古代文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一样。 五、如何认识清末学生演剧 首先需要确认的是，现在主张“春柳社是中国话剧的开端”说的人，包括笔者在内，从未否认或者忽视过清末学生演剧的存在。也就是说，大家是在知道清末学生演剧存在的前提下，还仍然主张春柳社是中国话剧的开端的。笔者对中国话剧成立问题的看法在《中国话剧成立史研究》[23]中有详细论述，另一篇文章《试论文明戏历史分期和它在中国戏剧史上地位》(《戏剧艺术》2006年第1期；董健、荣广润主编《中国戏剧——从传统到现在》，中华书局，2006年)[24]是《中国话剧成立史研究》第一部(文明戏部分)的汉语压缩版。两篇文章都谈到清末学生演剧(主要谈它作为话剧的不足之处)。 清末学生演剧的具体内容如何?大家都强调资料匮乏，现在能看到的，尤其是当年的报道等第一手资料大都是些片段性的报道，只提及剧名、演出日期、演出团体名字、演出场所等。王凤霞女士挖掘了当时报刊上的很多有关学生演剧的报道，并在《考论》中有所介绍。这些资料非常珍贵，但不可否认，这些资料也还都是片段性的，通过它们，我们可以知道春柳社以前在上海的学生演剧很活跃，但仍然无法把握学生演剧的具体形态。 谈及学生演剧的具体形态的是后来的一些回忆录。1957年徐半梅说：“那些学生们仅仅得到了可以公然在学校中演剧的权利；至于戏剧的本身都是就近抄袭那京班戏院中所谓时装新戏。他们剧情的选择、剧本的编制，实在都很马虎，既无人导演，又没有相当的练习，不过学生中几个爱好戏剧的人，过过戏瘾罢了。这个与京班戏院中所演的新戏，没有什么两样；所差的，没有锣鼓，不用歌唱罢了。但也说不定内中有几个会唱几句皮簧的学生，在剧中加唱几句摇板，弄得非驴非马，也是常有的。”[16](P.8-9) 徐半梅说的意思是清末学生演剧基本上属于京剧(戏曲)的变质物罢了，还不能算新的戏剧形态——话剧。(徐半梅认为春柳社是中国话剧的开端，我们在前文中已经确认过。) 《考论》中介绍了关于1906年女医学堂学生演剧的报道，但此报道仅提到表演“描绘入微”感动了观众，对演出的具体内容和形态没有进一步的介绍。且此次演出为女学生演剧，应为比较特殊的例子，不能将其一般化。 有当年从事学生演剧的人回忆，春柳社出现的时候学生演剧已经碰了壁。他就是汪优游(汪仲贤)。1934年汪优游记述到：“那时我已经编过好几种新剧本，而屡次演出之成绩，都觉得与我的理想相差太远，但是我只知道演得不好，却始终说不出一个理由。要怎样演法方能合我的意思。因为我们当时所看到的戏剧，无论是京、昆、粤以及一切杂剧，都是一个模型里印出来的东西，我们编剧也难脱离这形骸，老是在这臭皮囊中翻筋斗，顶破了脑袋也钻不出一条活路来。”[25] 正是这个时候从日本传来了春柳社演出，即新的戏剧形态的演出信息，中国国内戏剧界从中获得了如何克服困难的启示，于是创造出后来的新剧-文明戏。虽然汪优游没有这样记述，但已显而易见。 徐半梅、汪优游都曾在中国(早期)话剧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二人均在回忆录中指出清末学生演剧的历史性限制。遗憾的是，王凤霞女士在《考论》中没有讨论这些重要的回忆，只说学生演剧已具有明显的早期话剧形态。笔者认为，《考论》是近几年文明戏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学术成果，笔者也从中获益颇多并深受启发。但《考论》在讨论中国话剧开端问题时，由于没有论及徐半梅、汪优游等当事人的回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结论的说服力。 王凤霞女士还指出：“春柳社之前上海已经培育了话剧产生的温床”。[3](P.165)笔者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但“温床”毕竟跟“花草”不一样。 文章最后，笔者想谈谈研究中国话剧开端问题的态度。学术讨论跟政治讨论不同，学术讨论的目的不是决定谁赢谁输，百家争鸣乃学术欣欣向荣之表现。笔者虽然坚持认为春柳社是中国话剧的开端，但并不想将此观点强加给他人。王凤霞女士也认为“春柳社确实在中国新剧上占有重要地位”。[3](P.174)这说明笔者和王凤霞女士之间既存在不同认识，也存在很多共识。 清末民初新潮演剧研究还有很多未开拓的地方，中国话剧开端问题也是其中的一个。由于资料的匮乏，现在还不是对这个问题下结论的时候，还需要我们今后不断讨论、互相学习，同时共同挖掘资料，继续推进文明戏和新潮演剧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