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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传播语境下新武侠电影“泛美学化”的倾向 新世纪的武侠电影凭借一场场视觉盛宴和曲折离奇的故事而赢得了巨大票房，但由于“泛美学”化倾向已经成为中国电影走向工业化的一个必然会出现的普通现象，电脑制作、三维动画，加之3D、4D数字化影像的互竞雄长，好看的画面和具有震撼力的效果又进一步拓宽了想象力的空间，新一代武侠电影当然越来越具观赏性和善于拓宽人的想象力，同时也难免在“泛美学”化进程中出现不少消极意义的导向，这当然会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一)历史感的消弭 新世纪武侠电影往往总是先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所谓古代的空间，并在此空间中，展示各种具有观赏性的造型元素，如对于人物服装、场景、道具、美术设计等的雕琢。但是在故事中，均不涉及具体的历史背景，也没有还原历史应有的真实氛围，大多是凭借想象“假设”出来的所谓历史故事。如《夜宴》中宣称故事是发生在五代十国时期，但实际上明眼人一看就知是借用“哈姆雷特”的情节编造出来的所谓中国故事，历史是完全被架空的，与整个中国文化历史的真实性相差甚远。只是把所谓的“传奇”作为一种异时空的奇观来进行展示，完全不符合中国人的历史逻辑。更不要说有什么历史内涵了。然而，如果将武侠与历史碰撞，嫁接，融合，把历史人物的情仇上升到民族、国家大义，将会大大提升武侠片的精神境界。中国的武侠文学发达，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艺术积淀。远的暂且不论，仅从当下最具代表性的金庸武侠小说中，我们就不难找出有关中华民族某些历史片段的发展脉络。但是新世纪的武侠电影，历史感悄然隐退，或者遭到不符合逻辑和实际情形的改编。如新近的《鸿门宴传奇》，本来作为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饭局”，它本身的戏剧性已具有足够的张力，可以发挥想象，予以重新书写，但理当仍是“鸿门宴”，但此片却将项羽与刘邦的鸿门宴之约，变成了范增与张良的智力博弈，除了保持历史人物的姓名之外，其基本剧情和历史已完全无关。当然，重写历史，并不是不可以的，但关键还是在于为什么重写和重写成什么样子。前不久关于《赵氏孤儿》的诸多争议，正是人们对历史片应如何做，历史故事应怎样呈现于今日之银幕的一次集体性反思。毕竟，历史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情感认同和身份认同，历史氛围消失了，新一代的学子在学习历史或解读历史时，会出现认知上的误差，文化传承上也会出现一定的断裂。在历史感消失的同时，新世纪武侠电影将自然极度唯美化，其背后又反映了一种当今全球范围内消费主义对自然景物视觉化消费的症候，资本已经完全入侵了审美和艺术领域，影片将虚构的历史和极端美化的自然都进行泛美学化的包装，其功用恰恰正是有意识淡化历史和民族意识，以牺牲民族性和历史感来实现全球范围内影片的卖座。那么，这与游戏乃至儿戏又有何差别呢？ (二)人文意识的削弱，民族情感的淡化 大量的特技使用已经成为武侠电影制作的必然趋势，但明显的极端化技术主义，改变了传统武侠电影带有反思性的、慢速的、人工的观赏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快速度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密集型的视觉刺激，这种泛审美化操作已深刻影响到武侠类影片对于文化和传统精神的表达，致使传统的审美经验和传统的文化积淀受到极大冲击，惟技术主义将传统的伦理秩序打破，又没有建立起新的对武侠精神的情感认同，纯娱乐化、游戏化的表达也极易将普世化的人性意识和人文关怀抽空，新世纪武侠电影虽然不乏丰富的艺术想象，但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技术层面和视听感官之上，震撼人心的画面背后究竟给观众提供了何种思考？还是让电影仅仅停留在一种如何造梦的非真实的感官刺激中，或只是作为向海外推销的另类想象？要知道比技术，比高科技的运用，我们如今还远远不能与美国、日本相提并论，许多扣人心弦的场面和数字技术都是靠国外创作或由外国人直接制作而成的。更况且，当下的武侠片还缺乏对于人类共同情感和审美心理的审视和研究，像徐克的《蜀山传》，影片的故事情节并没有超出一般传统武侠的叙事套路，但在动作演绎和呈现方面，大量采用了数字化的技术，影片的主要场景都是在一个假定的“想象空间”中完成，的确，侠士们御剑飞行，上天遁地，带有西方魔幻色彩的人物形象塑造和情节从总体视觉风格上革新了传统武侠电影的面貌。但过于天马行空的情节，反而难以获得观众情感上的认同。武术指导兼导演刘家良曾说徐克的武侠电影，飞来飞去，全无实招。这究竟是褒奖，还是一种曲折的批评？我们不难发现，越来越多的数字技术被运用到武侠电影中，但革新了武侠电影的画面和影像，却淡化了民族情感的传承。练功报仇、国难家恨、民族大义，乃至师门恩怨都曾经是武侠片热衷表现的题材，背后的忠孝节义、兄弟义气是地道的中国传统。在传统的，乃至胡金铨、张彻的武侠电影中，中国百年以来的历史风云和伦理传统其实已经有所彰显，撑起了我们关于传统文化与民族历史的叙述与想象。而在新武侠电影中，人文意识和民族情感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弱化，如麦兆辉、庄文强导演的《关云长》，“关公”这一形象是中华文化中“千古忠义”的典型代表，只要有华人居住的地方，以忠义精神为核心的关公形象，基本上大家都有相一致的认同。但新的《关云长》一片截取了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过五关斩六将”送嫂归乡的片段，虽不能全面地重现关公义薄云天的儒将风范，但这些片段本也是最能体现关公忠义、英勇的精彩段落，然而，影片中，关公千里护嫂，忠肝义胆的一面非但没有得以充分显现，而且性格上还显得不近人情，反复纠结，尤其是汉献帝派兵在丛林中追杀关羽时，关羽竟然动起杀机，要斩杀汉献帝。这样的情节似乎是更强化了关羽的平民英雄色彩，然而关羽的“不忠”表现与观众的心理期待相去甚远，完全颠覆了关羽大忠大义的传奇形象，也有违古人忠君爱国的伦理道德尺度。而在关羽与曹操的互动中，越发衬托了影片中姜文饰演的曹操的胆识和霸气、他果断惜才、敢于担当，一改以往人们对于曹操奸诈阴险狡猾的印象，大多数人认为关公与曹操之间的情节更具可看性，甚至有影片营销者说，为了满足当下观众观影的“腐女”、“搞基”等情节需要，有些桥段和台词是有意为之。这样的情节设计，无论是关羽的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还是为曹操在形象上进行“翻案”，究竟有多少深刻的含义，似很难说清楚，更不必提普世性的价值观认同了，这完全是“娱乐”关公，“消费”关公的一种商业化炒作。 (三)真情实感的缺失，后现代恶搞成风 中国功夫片在西方也颇具影响力，它也是中国最容易向外输出意识形态的影片类型之一。《卧虎藏龙》和《英雄》在海外大获成功之后，导演们纷纷涉水拍摄武侠片，但在新世纪武侠大片中，我们看到了宏图巨制的场景，充满华丽想象的动作设计，但有些影片却总是让人感受不到真正心灵上的和情感上的认同。也许正是由于过于追求形式上的美感，力图张扬东方侠文化之神秘性，反而忽略了真正的自我意识和中国人的情感表达，过分迷恋视听快感和奇观化效应，难免会导致作品意义的被弱化。在经历了狂轰滥炸式的奇观场面之后，已经被消耗了的审美热情，就会被后现代主义的恶搞所取代，因此，一部武侠大片出来，伴随着网络时代裂变式的传播，影片有可能会遭到观众的再次拼贴、重组、恶搞、调侃。如《无极》被胡戈改编成《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借助互联网被大肆传播。《无极》中所谓的形而上的“哲思”反而成了被嘲笑的对象，胡戈倒反而借网络视频短片小火了一把，陆续又剪辑了其他的恶搞影片。受大众文化和网络文化的影响，对于武侠片的无厘头式的解构已影响到年轻导演的创作。如乌尔善的《刀剑笑》，影片混合了神经喜剧、无厘头解构、老式武侠片段的拼贴元素，配合近景拍摄和跳切剪辑，以夸张的人物和卡通式的表演推进叙事，构建了一个脏乱而又混杂的所谓现世化了的“江湖”场景，是一部典型的打着“武侠”旗号的“反武侠”电影。导演将黑色、喜剧、佛教中的某些标记等可能卖座的视听要素搅拌在一起，消解、颠覆了传统的武侠故事表现形式。 (四)武侠的精神特质被消解和转化了 作为中国的传统武侠类型，我们不难发现，在新一代武侠片中“中国式传统情感”已被放逐了，中国式的侠义精神以及支撑这种侠义精神的文化韵味也逐渐淡化。行侠仗义、除暴安良、追求公平等传统侠义内涵在新世纪武侠叙事中被重新定义。侠客们大多不再是为了正义而行使暴力，或者本身也并非“侠义”的化身，影片主角们更多的是“为情所困”或者执着于自我心灵的省悟和救赎。在《剑雨》中，“细雨”本是武功高强的女杀手，受“陆竹”点化易容更名为“曾静”，企图退隐江湖过平淡生活。而《武侠》中，刘金喜本是“七十二地煞”的二当家唐龙，却愿意甘心成为为生计所发愁的平民隐居于山林之中。表现侠客的“多情”而不是“仗义”成为新世纪武侠电影的主要表现视角。此外，侠文化和官府文化也不再是对立关系，传统侠客游走于庙堂朝廷之外，浪迹于江湖之中，睥睨王权，我行我素，行侠仗义，而《十面埋伏》中的金捕头，不过是官府的走卒。《英雄》中的无名，最后更是悟出了“秦王不能杀”的道理，甘愿葬身于乱箭之中。侠客的江湖气被渐渐消解，侠文化的原旨也逐渐被颠覆和转化了。 当然，新武侠电影的种种泛美学化倾向，可能是中国电影工业化起步的必然现象，武侠电影是最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类型影片，进入新世纪后，武侠电影以借鉴好莱坞的模式来进行运作，力图找到一条中国电影国际化的新出路。导演们的创作理念和风格转变大多取决于商业利益，这就促使新世纪武侠电影必然会出现各种“泛美学化”转变。这种转变有其积极的一面，它极大地满足了观众的视觉刺激欲望，增加了票房收入，也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立下了不可小觑的功劳。但急功近利，历史感的淡漠、传统文化的缺失、武侠精神特质的消解等负面现象的出现，又同样令人困惑和产生担忧。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谋求武侠电影的新发展，它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当下课题，值得我们三思和需要不断去实践和探索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