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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以关于人的基本权利、尊严和全球正当秩序为基础的抗战叙事开始成为一些电影的叙事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中国抗战电影的空间，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关于战后国际政治秩序从民族主导向民族与人的基本权利为基础的正当性思考的影像表征。 关键词：抗战电影/人的基本权利/叙事/反思 作者简介：张建珍，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广播影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吴海清，博士，北京舞蹈学院教授 在中国电影文化版图中，抗战电影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早期的经典《八千里路云和月》到《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再到后来的《血战台儿庄》《太行山上》。就抗战电影的主流而言，民族主义无疑是其核心的意识形态，而抗战电影也成为构建中国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重要文化形式之一，是建构现代中国民族共同体主要文本之一。①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抗战电影中逐渐出现了新的再现与反思战争的视角，而这比较典型地体现在《红高粱》《悲情城市》《东京审判》《南京！南京！》《拉贝日记》《金陵十三钗》《一九四二》《海角七号》《色·戒》《赛德克·巴莱》《风声》等一系列影片中。这些影片的大多数应该说依然具有比较突出的民族视角，但其中某些超出民族主义之外的思考是引人深思的，而这从两个方面向人们提出了问题。第一，在人的基本权利、全球化等成为流行思想的背景里，最具有民族、国家特色的抗战题材电影为何发生了这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电影一直以来的民族主义思考的正当性、并在何种程度上重建正当性。第二，作为最能体现民族历史的抗战叙事在全球化时代发生的变化，应该引起人们思考何种全球化才是正当的，民族沉重的历史对全球化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换句话，中国抗战电影所出现的叙事变化，不只是单向的全球化对民族主义的超越和重构人类秩序的正当性，同时也是民族历史对全球化过程的反思和批判。 个体生存与战争关系的反思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抗战电影出现的变化。中国抗战电影多年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叙事视角的显著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抗战想象的整体变化。如果不考虑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现在还存在的民族与阶级交织的抗战电影叙事视角已经越来越趋向以民族视角为主导、以阶级视角为辅，甚至根基于民族视角。那么，抗战电影叙事的视角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我们先谈一个方面的变化。 一些电影从微观的个体欲望、个体生存和个体意志等视角来再现抗战，而相对远离民族、国家的视角，如《红高粱》《色·戒》《海角七号》等。在《红高粱》中，抗战既是背景，也是人物遭遇的日常的、个人化的事件，并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民族命运的意义。影片不愿意采取中国电影主流抗战叙事以“民族—国家”来组织叙事、从而将关于抗战建构为所有人共同承担的必然使命的传统，这种传统还常常将普通个体的生死只是作为抗战大业中日本侵略反人道、非人性的证明，而不太关注这些普通人存在的现象。从一个普通人的生命力和性的欲望开始叙述，抗战本身作为一个偶然事件，只是完成了主人翁作为男性、作为有强大生命力和强大而自由的性欲望的存在者最集中、最强烈的实现而已，既无所谓民族大义，也无更高的人类正义的抱负。但正因为如此，《红高粱》也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即使没有民族生存、民族共同体认知、甚至可以以性与死亡的联姻是审美的极限来解释人物遭遇抗战，但依然需要回答“我爷爷”的死是否具有正当性的问题。如果如同影片中所表现的那样，“我爷爷”的死是一种暴力的结果，他曾经用自己所能采取的最强大方式反抗这种暴力，那么，人们就需要面对他的生存所提出的问题，即他对自己的性、对自己的日常生活、对自己的家园依然怀着热爱，而且这种生存方式就具有自然正当性，那战争的暴力、民族侵略和殖民的暴力如何面对这种正当性提出的质询。换句话说，《红高粱》可以说第一次从个人生存的正当性角度提出了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批判与反思。从这种意义上说，人们将这部影片解读为启蒙或者后殖民，②固然具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忽视了这部电影从个人生命存在和自然权利角度提出的重建秩序和正义的问题。很明显，这部电影强化了体现生命力的性和日常生活自身存在的正当性，也意味着任何秩序和正义的建构都不能回避这些作为人的存在的基本前提，而日本侵略者正是因为毁灭这一基本的生存，而激发了“我爷爷”等人的自发反抗。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如果日本侵略者能保留普通人的性和日常生活空间，也就具有正当性了。事实上，《红高粱》在肯定性和日常生活时，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人的生命、性、财产等的自由。“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就是有关民间自由的故事。因此，《红高粱》作为一部以抗战为背景的影片，以搁置民族主义的个体自由的方式提出了如何思考抗战和普遍正义秩序的问题。 电影《海角七号》在怀旧中提出了更具人情化的抗战叙事视角。这部影片在现代叙事中始终交织着日据中国台湾期间一个日本人与一个中国台湾女性的爱情故事，在此后年代中在记忆和书信中被延续、偶然被发现。我们无需把这个故事解读为民族和解的象征，而是要问这份让人有点唏嘘不已的感情为何会成为一个悲凉的故事，一个死亡和因年老而遗忘的故事。这里问题的核心无疑是民族隔阂。影片自然没有否定“民族—国家”的主旨，但作为台湾新一代导演之作，影片在老一代人和新一代人情感故事之间的对比还是非常明显的。老一代人因为民族冲突而造成了情感悲剧，新一代人却能超越这种冲突、在音乐和理解中达成情感的实现，建构一条跨越海洋和民族的彩虹。这部影片由此很明确地从个人情感、从个体幸福、从日常生活世界和艺术之美的角度提出了，如何在个人幸福和爱的基础上重新理解和建立某种人类关系，影片自然会令人重新反思如何在民族冲突和人类社会民族建构史的基础上重建正义、合理的人类秩序。 应该说，这些偏重于从个体存在和权利的角度反思抗战叙事的电影，尽管没有彻底抛弃、脱离“民族—国家”的思考方式，但它们提出了更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即日本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在普通人的生存和生活的自然正当权利基础上，到底是怎样失去了合法性？而如果我们要在反思那场战争的基础上重建尊重人自然正当权利的正义秩序，又应当如何叙述和反思那场战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