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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人想起了魏德圣的《赛德克·巴莱》。这是一部日本殖民者与原居民之间的战争电影，也是一部表现现代政治如何通过族群灭绝方式消除差异的电影。⑦族群之间、族群和殖民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这部电影的基本叙事。殖民者的文化和政治同化、暴力强迫原住民离开家园、族群之间的传统冲突被殖民者的利用等导致了一场族群灭绝式的大屠杀。比较《悲情城市》要从民族、从台湾、从原住民、从现代价值(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启蒙与救亡相结合的价值)角度重建台湾在日据时期的独立传统，《赛德克·巴莱》则从族群生存与族群认同出发表现了赛德克族的反抗。这部影片有几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方面。首先，这部影片是在全球多元文化和人们承认少数族裔文化与生存方式独立价值的背景中产生的。⑧近年来，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拉美以及一些欧洲国家的影片中也都出现了表现少数族裔或者原住民被迫现代化、被整合到各国的政治和文化统一工程之中，因而导致少数族裔的政治与文化权利无法得到保障，甚至因此被迫离开家园、离开父母、彻底切断与文化之根的联系，尤其是在原住民或少数族裔的生存空间与殖民者同化政策或者利益不一致时，就有可能遭到族群灭绝的命运。应该说，这些电影确实表现了西方文化霸权和政治霸权对原住民或者少数族裔的压迫，但在中国电影甚至在东亚电影中还很少有这种从族群文化角度再现、反思、批判殖民文化同化与族群灭绝的，《赛德克·巴莱》从这种意义上说是从全球多元文化平等权利的角度反思了日本殖民者在中国台湾的族群和文化灭绝统治，而这种族群灭绝行为在现代社会中不单纯以暴力形式，而是以政治秩序、民族身份优越性、现代文明、国家政权的合法性等为依据而采取的暴力形式。⑨如同这部电影中一样，日本殖民者在采取同化和高压政策之时，也需要一个理由来采取暴力行动，而激化族群之间的矛盾就可以获得一个理由，族群为生存而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暴力机器则成为另一个理由。其次，台湾作为一个原住民文化记忆深刻、且为自己在地权利而不断抗争的地区，《赛德克·巴莱》没有简单地认可原住民文化和社会的正当性，而是提出了从生存权利和文化权利的平等与公正角度表现了思考族群正当诉求。一方面，影片表现了赛德克族在自己家园上生活与劳作、传承与生息、文化与治理的正当性，肯定了他们反抗外来者统治、剥夺、欺辱甚至灭绝的正当性，肯定了他们以个体与族群的生存、族群认同、坚持传统生存方式为基础的抗争活动具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公平的权利，无论以暴力毁灭还是以同化的方式来改变少数族群的生存和文化认同都缺乏正当理由。在这里，电影是从族裔生存和文化权利视角来批判日本殖民者的族裔灭绝行动。另一方面，电影也直面了族群文化导致原居民之间的冲突和仇恨，叙述了这种冲突和仇恨如何造成了不同族群之间的和解和共同行动难以形成，而导致反抗的失利。电影以后来者寻找的方式讲述赛德克族反抗的故事，强调该族群的在地性、传统性、文化与习俗、寻求生存的努力等具有正当权利的诉求，但没有通过寻根式的叙述强化赛德克族因为血缘和地域共同感的排他性的族群主义倾向。这也因而提示人们思考族群之间如何形成现代共同体，即不同族群如何在保持共同体身份、文化差异与生存权利的基础上，构成现代地方、国家甚至人类共同体。第三，这部电影提出了明确的族群认同。无论是从血缘还是就在地性，无论是就传统的延续还是现代的寻根，这部电影都肯定了族群认同的正当性，也认可族群的差异，同时深刻地表现了族群文化作为集体性存在的特点及其价值。这种族群性既体现在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习惯之中，也体现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而且是直接的、亲切的、在地的、日常的、个体的，就在每一个人的口头交流中，在族群的意识活动中，在族群公共场所的议事之中，在每个人的感情和留恋之中。它不同于民族也不同于国家那样抽象而难以捉摸，也不同于现代个人主义那样强调每一个个体的独特性和权利。这也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从族群认同角度思考各种现代性工程，包括现代性的大屠杀。⑩ 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个起点来思考《一九四二》。《一九四二》无疑会被人们解读成一部批判国民政府抗战无能、对民众生死冷漠甚至残酷掠夺的影片，当然也可以被解读成表现普通人因为战争、天灾、暴力、人祸与贪婪等而死亡的故事，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质疑了所有建立在伦理、政治和其他共同体基础上的社会想象之虚妄，进而让人不得不深思各种政治与社会承诺的意识形态性，深思抗战、民族、解放等的崇高许诺和历史叙述到底遮蔽哪些社会现实。尽管上述的解读都能从电影文本中找到支持，但我们认为这部电影可以有另外的解读，即如果人们生活在无序的世界中、政权不仅无法延伸到基层社会中以保证社会秩序甚至已经在基层社会中失去正当性、人们之间的所有维系共同体关系的伦理和情感因素都已经解体、暴力在日常生活中无处无时不在、所有的权利诉求都只能是被掠夺之前无能为力的嘶叫之时，可以在什么基础上建立秩序？要建立起来的秩序又是怎样的秩序？很明显，《一九四二》有两个方面值得人们注意。一是国家与平民之间的关系，一是无序世界中重建秩序的基础。就国家和平民之间的关系而言，国家主义无疑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也是力量最强大、现实中长期实践的历史存在。这种国家主义为社会赋予秩序，并能自我赋予正当性，而无须获得社会和民众的统一，其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来源也不在于法律和社会。(11)影片中从国民中央政府到省政府、从行政机构到军队，都可以或者无视民众的生存，或者可以凭借所谓国家名义而掠夺平民，而他们也几乎没有为民众带来任何利益，更勿言尊重民众的生命权和财产权了，即使他们有时候口头上会提到政府需要得到平民的认可，但其内心之中和行动之中却不会真正认可民众。国民政府对灾难中民众的杯水车薪式的救助，既不是出于人道主义，也不是出于现代社会的民主权威，而是出于对国际舆论和美国等国的国际援助的担忧。关于无序世界中秩序的重建无疑是这部电影的重要思考。从影片一开始饥民的暴力到国民政府和军队的暴力，再到日本侵略者的暴力，再到土匪的暴力，再到地方军阀的暴力，这个世界完全是暴力在肆虐，平民在这个世界的生命、财产根本得不到任何保障，更遑论任何幸福。于是，饥饿、死亡与恐惧成为平民生活的基本状态，活下去和保障最低安全的秩序成为他们最高的要求。在这个荒诞而恐怖的世界中，所谓平等自主的贸易就是把自己卖了并离开子女，放弃尊严、故乡、血缘亲情、邻里之情和爱也只能换得死亡。这里当然不可能产生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契约与由此保证的权利，更不可能产生任何正义与秩序。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有权利诉求和为权利而抗争。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近期中国抗战题材电影不再只是采取民族主义视野，而是也从人的基本权利、多元文化反思日本侵华历史，反思二战对人类尊严和基本权利的践踏，从而开启了中国电影表现二战的新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