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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的基本权利发出的正义追问 近年的抗战影片中还有一类电影从人的基本权利的角度反思性地再现了日本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这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东京审判》《南京！南京！》《拉贝日记》《金陵十三钗》《一九四二》等。 《东京审判》被视为爱国为民情感的表现，③我们自然可以从电影中解读出这种内容，但这也无疑是对这部影片对抗战和二战后国际秩序反思的某种遮蔽。《东京审判》作为抗战电影的一个突破，不仅在其题材上选择了日军二战战犯东京审判这一特殊的历史和表现了国民政府法官的风采，更重要的是这部影片在人的基本权利而不只是民族主权或者意识形态的意义上反思了那场给中国也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影片法庭的审判过程尽管从民族情感的角度，令人难以接受日本战犯的嚣张和他们的自我申辩，也有将法庭变成斗争的场所的倾向，但影片大体上还是将审判过程展示为一个法律程序主义和政治正义的讨论过程，既没简单遵循守法主义而将政治正义和战后国际政治公正置于一旁，④也没有简单地遵循某种政治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在人的基本权利和国际政治公正基础上论证了日本战犯应该受到相应惩罚。影片着力表现了日本战犯的无罪辩护和国际法官们之间的争议。在西方法官遵循法律程序主义、强调证据和西方法律传统之时，中国法官虽然在争议中依然可以看到民族情绪，但他们基本上还是诉之于战犯、战争和反人类的罪恶，并在此基础上唤起法官们的道德感和同情心，使他们从人类生存的基本权利、从道德和法律的关系、从战后人类社会重建的正当基础和公正秩序等方面来思考战犯及其惩罚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我们由此看到这部影片超越中国抗战电影民族主义和阶级政治的视角而从全球化与人类共同权利与正义秩序角度反思二战的特点，也看到中国电影要通过二战这一世界历史意义过程的反思而重新思考全球化时代中国如何反思战争、反思全球化的政治与伦理秩序、反思普遍正义的可能性。 较之《拉贝日记》，《南京！南京！》是一部引起更多争议的影片，至于这部影片本身提出的诸多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则几乎无人问津。围绕《南京！南京！》这部影片的争议主要是民族主义和普遍人性两种观点引起的。这部影片首次采取了日本普通士兵的视角叙述这场战争，他的战争经历与其宗教情感之间的冲突、他作为军人所见所为与其作为具有亲情与爱情的普通人的理解之间的冲突、他作为日本民族精神的实行者与具有启蒙主义影响而具有基本权利意识的人之间的冲突，使其获得一个超越战争的视角，反思了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质。同时，《南京！南京！》虽然没有放弃从“民族—国家”关系来表现日本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但这部影片更注重的是从平民真切的战争遭遇与非人的生存状态角度来揭示这场战争的反人类、反对人的基本权利性质，而且以一群外国人的巨大努力和平民的宗教精神作为在无序与暴力世界中维护人的生命和相互之间残存的一点人性的基础，因此，这是一部以人的基本权利为反思基础的电影，而民族主权在影片中没有占住核心地位。《南京！南京！》的多元视角改变了中国电影长期以来将日本侵略者视为野兽并因而犯下罪行的简单观念，改变了中国电影长期从抗战胜利的结果回望这场战争而为民族反殖民反侵略战争第一次获得胜利自豪的历史思维方式，也改变了中国电影长期将日本侵华简单归之于军国主义体制和少数统治者实现自己利益的结果的传统认知，更是改变了中国电影中将日本侵华战争理解为民族之间的战争、造成的是民族共同体灾难的意识形态，直接将战争的残酷性和反人道灾难表现在普通人的生存世界之中，表现在每一个人的生活、命运、身体之中，表现在战争当时人们彼时彼刻的绝望处境之中，从而提出了一个有关反思日本侵华的更为根本问题：如果仅仅从民族共同体的角度来反思这场战争，如果民族利益的主张就具有了自然正当性，那么关于这场战争的反思不仅无法达成真正的正义共识，而且会彻底遮蔽每一个人在这场战争中的苦难。换句话说，《南京！南京！》对南京大屠杀的再现，提出了人们需要从什么样的正义观出发，才能更深刻也更具普遍性反思日本侵华战争的灾难，并将这作为人类需要共同地面对的巨大历史问题，而不只是中国的问题，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历史责任，而不只是两个民族共同体的责任，是那些经历者与后来者都需要面对的共同悲剧，而不只是战争经历者的独特遭遇。由此决定了《南京！南京！》不同于普通抗战影片的四个重要特点。 第一，这部影片中的主要人物一再讲述、思索南京发生的事情和自己的遭遇，而且他们常常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即正在身边发生的事情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和道德意识，使他们不得不困惑，也使他们无能为力。这种亲历者的叙述和反思促使人们不得不去思索他们的遭遇、他们的困惑、他们之所思，人们需要思索自己能否回答他们的困惑，能否承受他们经历和叙述中的恐惧与责任的召唤，而不是以后知后觉者的方式简单地给出一个答案。第二，影片以镜头叙述者以及战胜者、战败者、难民和国际自愿救援人员等见证者和亲历者多声部表达方式来叙述南京，而不是单一的声音来叙述，而所有这些叙述者都无法承受这个城市正在发生的反人道、反人类的巨大罪行，这增加了电影反思的普遍性。因为无论这些叙述者是否有过交流或者完全站在相反的立场上，如日本/中国、民族/人类、暴力/人的基本权利等，他们多声部叙述共同构建着南京大屠杀的灾难与人类的灾难。这不仅意味着南京大屠杀是人类要共同面对的历史，更意味着面对南京大屠杀，人们需要有一种普遍性的正义共识，才能进入到对这一灾难的深刻叙述之中。第三，这部电影将南京大屠杀的灾难叙述成人类共同的苦难与悲剧。在这场悲剧中，无论是作为什么民族的人，都以不同方式共同遭遇到其对人类的毁灭性打击，而不以民族的差异可以置身事外，或者可以以其民族文明的特点而可以免除对这场战争及其反思的责任，尤其是电影中所表现的难民营中的国际救助人员。他们在影片中并非单纯的救助者或者旁观者，更是暴力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是人道主义和人的基本权利的维护者。最后，《南京！南京！》的叙事没有给人留下任何可以乐观地面对这场灾难的空间。暴力在不断上演，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它，也没有任何关于人的权利、没有关于人性的期盼能够给人改变这种暴力的希望。无论是日本士兵因战争造成的人性分裂及其自杀，还是难民救助者不得已的离去，表明人们面对这场灾难的无力，表明这场灾难没有结束。这意味着任何试图从战后胜利角度来叙述这场灾难、并用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或者用人类之爱、人性之善、民族精神等来证明这场战争必然胜利，这些所谓历史进步的乐观言说都需要接受灾难中人们恐惧、痛苦、扭曲、死亡等经历的质询。这就提出了谁能置身于南京大屠杀的灾难之外而可以声称自己是没有责任的呢？换句话说，如果人们依然局限于某种民族或者其他的政治身份、依然执著于强调独特性的本质性的身份认同之中，⑤就无法把南京大屠杀作为自己的命运和必须承担起来的责任，就会依然以某种简单的共同体忠诚而非人类的基本正义为理由，继续着暴力。当然，作为一部由中国导演所执导的二战影片，《南京！南京！》无法回避民族主义所建构的集体记忆的压力，而或多或少还是将南京大屠杀叙述成民族灾难，但这种以人的生命的基本生存权利诉求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同人的基本权利价值之间并没有冲突，而是一种以认可全球共同体和人的基本权利为基础民族主义，⑥而不是排外的、唤起仇恨、强化内外界限、强调共同体本质主义的民族主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