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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是贯穿电影整个流程的关键因素 创意，在电影的产业化流程中，并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命题，好像一部电影解决了创意问题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实际上，创意在电影的整个创作过程中是一个连续性、关联性的问题，它并不是只停留在电影策划与剧作上的“纸面功夫”。我们不能够将电影的创意看作一个文学性命题，就好像一部小说需要一个好的构思一样，一部电影需要一个好的创意。尽管，一部电影的剧本创意在整个电影的生产环节中极其重要，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电影的创意是一个仅仅局限在电影文学范畴内的命题。虽然，在世界电影史上，确定电影拍摄的文学脚本被认为是改变电影历史的重要观念之一。可是，“大多数剧本在拍摄时会随机改变”，⑧也已经成为世界电影界的普遍共识。尽管电影的创意就电影的文学创作而言极其重要，甚至电影的许多创意成果都是在文学的基础上完成的。但电影的创意从来就不是只针对剧作而言，它实际上贯穿在整个电影的策划、剧作、拍摄、制作、发行、放映流程之中。在决定了拍摄一部什么样的电影之后，制作方依然还会面临一系列创意的“陷阱”。这就是说，如果在创意的环节上出现了偏差，电影就会面临失败的险境。由台湾导演姚树华执导的影片《白银帝国》，不论就影片的制作还是在演员的选择与表演上，均属中国电影的上乘之作。影片用1000万美金的投资成本讲述了一个激流涌动、泥沙俱下的时代如何做人，人怎么自处的问题。美国奥斯卡的选片主席在中国看过该片后，曾经对片方讲，你们以后往奥斯卡就送这样的影片。可是，该片在后期发行上的脱节使其遭遇了市场上的“滑铁卢”。可见，创意，即便就是一个事关电影发行环节的疏漏，也可能使有些电影在商业上兵败垂成。 世界电影史上也有许多创意的成功典范。1939年，美国的米高梅影片公司决定拍摄根据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飘》改编的影片《乱世佳人》。在此之前，大卫·塞尔兹尼克就花了5万美金购买了该书的电影版权。此后，他又用了两年的时间，耗费10万美金在全美遴选影片的男女主角。这种海选演员的方式，实际上被证明是一种极其有效的市场推广与前期营销活动，它后来被数不清的片商所复制。塞尔兹尼克最后决定由克拉克·盖博出演影片的男主角瑞德·巴特勒、费雯·丽出演影片的女主角斯嘉丽·奥哈拉。如果没有塞尔兹尼克在影片前期所进行的这一系列具有开拓性的创意，不仅不会有《乱世佳人》的“盛装”出场，更不会有公映后的久映不衰的盛况。 创意，有时意味着疾速地抢占市场的先机，在最佳的时间将精心的构想变成银幕上“可见的现实”；有时则意味着是耐心地等待，让青涩的幼芽变为成熟的果实。《变形金刚》的玩具刚刚诞生的时候，好莱坞并没有将其立即拍成电影。当时最着迷于变形金刚的是孩子，确切地说是一代怀抱着童年梦想的孩子。他们对变形金刚爱不释手。可是，他们还不能够掌握自己的钱袋儿，他们没有独立的经济支配能力。10年以后，这一代带着变形金刚的童年记忆长大的孩子(这些年变形金刚是与他们的成长相伴随的心灵宠物，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他们成长的过程之中)，都已经走向社会，有了自己的经济来源，可以掌握自己的钱袋儿。这时，好莱坞的制片商让变形金刚摇身一变，在银幕上复制了整整一代人的童年梦想。《变形金刚》巨额的市场票房背后其实是10年的等待。好莱坞片商就像隐藏在丛林之中的猛兽，等待着从遥远的天边迁徙而来的猎物。一旦时机成熟，便纵身扑向觊觎已久的目标。 创意，最终要完成的是影片的价值定位 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产品，与一般的商品相比，其特殊性就表现在它的内容层面必定会涉及到人类的情感、道德、心理、文化等诸多因素，而且这些因素又都涉及到人类的价值观念，所以，任何电影的创意，从根本上讲，其核心所在就是建构人们对于社会、历史以及生命价值的终极定位。不论电影的故事编得多么曲折复杂，影像的制作多么光怪陆离，没有一部电影没有它的价值传导意图。 电影，作为一种影像的叙事体系，其创意的根本是要“讲好一个好故事”。美国影片《星球大战》的制片人马克·拜尔斯直言不讳地说：“我对于电影的信念总结起来是一句娱乐业的古老名言——讲好一个好故事(a good story，well told)。无论是武术、动作电影还是家庭戏剧，无论是惊险片还是浪漫喜剧，这句话都同样适用——讲好一个好故事。这才是观众欢迎的原因。”⑨不要以为只要是主旋律电影就都在说教，都是政治宣传。主旋律电影中所表达的人生哲学，是许多其他题材的电影并不具备的。那年，在国内的电视台纷纷播放韩国历史剧《大长今》的时候，我们在韩国看到的却是他们在播放我们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长征》。是他们对中国革命成功与否感兴趣吗？我想不是；是他们对电视剧中战争战略感兴趣吗？我想也不是。他们感兴趣的是那些在逆境中摆脱艰难困苦的人的命运，因为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人们需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寻求精神的教诲和心灵的启迪。在这种意义上看，《长征》是最好的人生励志教科书，它对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都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最重要的是，这些启示不是来自于说教，而是来自于对一个真实历史故事的成功讲述。其实，建构在经典叙事模式上的电影，不论是什么题材，什么类型，什么风格，随着故事情节不断展开，作者在叙事的链条上建构的一种因果相依的叙事逻辑，能够把一种决定成功与失败的必然性注入到字里行间，观者在对前因的了解与对后果的期待中自然会接受作品情节中潜在的这种价值导向。如果我们在电影的叙事逻辑中“植入”的是一种错误的因果关系，则会对我们的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产生心理的误导。 在中国电影产业化的生存境遇中，我们的许多电影正逐渐从那种只注重个人表达的艺术观念中走出来，越来越关注到观众对于一部电影的接受程度，使我们的电影在创意的初期就在设计如何将观众的心理需求“缝合”到影片的故事情节之中，进而使我们的电影在商业上赢得了观众越来越多的认可。电影所体现的价值观不应当成为一种外在于影片叙事的“额外”要求而加入到导演的工作台本之中，而是应当作为与电影公司的商业策划与营销方案一起整合在电影的制作方案之中。同时，我们在为一部电影的市场胜利而欢呼的时候，除了总结和推广它的商业创意与营销策略之外，我们还应当关注的是它在整部影片所贯穿的文化价值表达。影片《集结号》当年不仅在招商银行获得了6000万人民币的无抵押贷款，而且还成功地进行了主流价值观的有效传播。其实，对于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士，即便就是给他们万顶金冠也不能让他们再生。可是，如果在战场上牺牲的人连一个英雄的名誉都不能给予，那对这47位烈士来说无异于生命的第二次死亡(即生命意义的消失)。如果说，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叙事主题是为了让一个普通的士兵在惨烈的战争中活下来，那么，中国电影《集结号》的叙事主题则是为了让那些死去的普通士兵能够永生；如果说，美国电影关注的是普通人存在的生命价值，中国电影关注的则是普通人牺牲后的生命意义；美国电影是通过防止人的自然死亡来强调生命的意义，中国电影拒绝的是人的符号性死亡来强调人的精神价值。说到这里，我们强调的是，不要以为只有美国电影在讲述人的价值，中国电影只讲述人的牺牲；更不要以为美国电影代表的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中国电影只代表是中国的利益。中国电影所寄予的旷世情怀在许多情况下都超越了好莱坞电影“美国至上”的价值观。 现在，中国随着整个社会阶层的重组与分化，大众的心理也正处于一种相互交汇与分流的时代。不论是基于电影的商业考虑，还是立足电影的社会责任，电影的价值取向都是创作过程中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我们不能够只关注一部影片在叙事逻辑上的合理性，人物性格上的合理性，而不注重一部电影在价值取向上的合理性。因为一部叙事逻辑严密、情节设置巧妙的电影，完全有可能出现在价值定位上的倾斜或位移。特别是对于一部影片预先设定的“价值空间”应当给予必要的关注。即便我们身处一种多元文化的社会语境中，作为主流商业电影，其价值定位也应当与公众普遍敬守的价值取向为基准，以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为主旨，这样才能够保证电影的价值导向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