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民国故事的可能 中国近十几年来的电影制作，如果透露任何人际情感、社会生活、文化象征或历史意识的想象；它们的建构基础，主要是奠基于数字科技的应用、华语或国际流行电影的再现模式，电视热门戏剧或非戏剧节目的噱头，以及网络热门话题的复制。这些电影给了我们都会白领阶级的爱情、光鲜亮丽职场生活、清朝、明朝或唐朝的过去历史，仅止于上世纪九零年代校园的怀旧情感，它们并以北京联系西雅图或纽约，展现自己的国际化。 民国故事的概念可以是从民国电影研究衍生而出。民国电影或是中国电影从1911至1945年之间的电影现象总体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至少从观察角度、议题取向、研究方法到研究目的，或都应有特定的考虑。[3]作为一个特定电影史研究的领域，或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部分，尤其有其特殊性。这是处理一段有关最近的过去的历史，这段历史毫无疑问已经承载着复杂多重的既定视野。我们在这段历史里面，我们对它已经抱持特定观点、情感、态度与价值；质言之，一套既定意识形态关照。我们也在这段历史外面，事隔七十年之后的时空距离，可供我们不仅从其他角度重新看待这段过去，特别是我们回头观看的时候，它又可能对当下的情境产生怎样的关联，提供怎样的积极意义。 电影中的民国故事，或许也能作为民国电影研究的一个议题取向；这样的提问，一方面也可藉由讨论那些有关民国故事的电影，探究我们的时代是如何看待这段过去；另一方面，我们更可藉此研究取向，将此研究领域从原为历史研究的属性，转向更为积极与当下电影文化对话的可能。 举例而言，《建国大业》(黄建新、2009)或《建党伟业》(韩三平、李少红、陆川等、2011)两部大部头影片，分别是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而制作的献礼电影。这两部所谓主旋律电影，它们对于民国时期的关照，大致可说即为抱持特定观点、情感、态度与价值的一套既定意识形态的关照，也因此更多是响应或巩固既有之意识形态内涵，较少对于当下情境的启发省思。另外，第五代的著名演员、导演姜文，也拍了一部以民国时期为背景的《让子弹飞》(2010)。剧中触及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时代，强盗、土匪、骗子、佣兵与腐败官员横行其道、胡作非为的纷乱时代；身兼编导并担纲演出的姜文，显然不愿以一个比较严肃、直接的创作取向处理这个题材。这部充满奇思幻想的影片，故事曲折卖弄、场景华丽刺眼，三位一线演员的演技极尽挥洒到了油滑的地步，已经和僵硬、造作、痕迹毕现的数字合成影像与场景，成为这部电影最令人印象深刻之处。无论你如何读这部电影可能的发人省思深刻意涵，⑨《让子弹飞》首先还是一部哗众取宠、噱头十足，徒具形式之作。相较于《建国大业》或《建党伟业》对待民国时期题材的故事处理，《让子弹飞》或许不像彼等的谨守分寸、顺应主导意识；后者偏颇之处，在其采取一个迂回、或者逃避的创作取向；它看似激进的叙述意义，可能也因为更为彰显的语音与影像表现而为其遮丑。 至此，民国故事的电影创作，如果能为当代中国电影提供不同于半个好莱坞化的电影样貌，或许我们可以在此勾勒出它们可能的几个特性：1).这些影片必定是处理过去时空故事的电影创作，它们不会像是当下流行的古装片，也不至于类型化；⑩2).也正因为它们将故事设置于最近的过去，这些电影的美术设计、场景、服装与化妆等，都有更多的要求；这段最近的过去里充满战争，也都使它们更需仰赖数字技术的支持；3).它们是在大约七十年之后的当下，叙述一个过去的故事，因此隔着一定的时空距离进行创作，对于过去也能有较广的省思空间；对于当下的主导意识，它们可能迎合、排斥，或可能不迎不拒、与其进行协商。 二、电影中的集体记忆与创新传统 有关如何看待我们的过去、特别是有关最近的过去，透过社会生活的实践，进而不仅建立我们与过去的关系，并且确认个人与社会的生活意义的相关学说，或许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其讨论有关我们对于过去的记忆，以及人们如何透过记忆建构过去的著述《记忆的社会框架》(The Social Frameworks of Memory，1925)[4]65-314，提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概念，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电影中的民国故事，以及民国故事电影创作的参考思维。 哈布瓦赫论及家庭组织、宗教仪式、社会阶级与传统活动等，社会群体生活如何在我们重建过去的记忆中扮演着重要因素，他进一步指出历史记忆(historical memory)与自传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之间的差异；前者可以是指仰赖语音、文字、图片、静态影像或动态影像等表达媒介，据以书写或记录的记忆，我们藉此触及过去的社会状态；后者则是个人对于过去亲身经历事件的记忆，像是家庭成员的成长阶段、结婚周年、大学同学会、休假出游、参加国庆活动、跨年聚会等。哈布瓦赫认为，历史记忆可以透过国定假日、法定节庆、典礼仪式等活动持续保存下来；自传记忆虽然内涵更为丰富、多样而生动，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自传记忆亦将趋于淡化，除非通过与具有共同过去经历的人接触，来周期性地强化这种记忆。相较于历史记忆，哈布瓦赫强调个人记忆是无所适从的，自传记忆只能仰赖于社会生活情境中产生，透过社会群体成员刺激联想。稍后哈布瓦赫在此另一著述《福音书中圣地的传奇地形学》(The Legendary Topography of the Holy Land，1941)中，[4]315-414专注于讨论人们如何透过公开的纪念性象征符号、典礼仪式与再现形式，保存历史记忆或建构集体记忆。他也特别强调历史记忆与集体记忆，两者并非仅止于公众记忆与个人记忆的相对关系；更重要的是彼此建立于过去与现在的联系关系。 我们如何与为何要将过去与现在关联起来，英国历史学者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与非洲历史学家兰杰(Terence Ranger)共同编着的《被发明的传统》(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1983)所提出历史编撰的方法与概念，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思考有关集体记忆的问题。[5]他们在书中主要讨论许多人们认为的所谓历史、文化或社会的传统，并且揭露这些被发明的传统，其实多是在最近的时间里有意创造出来的，藉此与过去历史连结，为的是要因应当下的社会需求。它们通常被精英阶级所利用，藉以操控一般百姓；有时也在一些社会制度中维系，藉此因应快速社会变迁可能带来的社会冲击。全书的七篇论文中探讨的历史、文化或社会传统，包括苏格兰的食物与服饰、韦尔斯的庆典、英国皇室的仪式、大英帝国权威的再现、殖民非洲的新传统，以及大量生产的传统等；它们也多以这些新创传统的目的，主要在于巩固社会秩序、宣示政权威信、营造国家团结或建立民族认同作为结论。 至此，我们由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与霍布斯邦的创新传统两个有关人们如何处里过去、论述历史的概念看来，哈布瓦赫强调个人记忆必须仰赖集体活动或社会生活，藉以确保记忆；相对集体记忆，历史记忆显然更能透过社会相关制度予以保留、延续；然而，对于霍布斯邦而言，正是那些社会既有之相关制度，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庆典、礼仪或社会生活，特别值得我们深入检视与批判。诚然，集体记忆的提议，让我们认知过去与现在存在一种辩证的关系，我们要确定当下的记忆时，我们同时需要过去集体性或社会性的情境，作为我们建立自我认同的基础。另一方面，在此辩证关系之下，自我建构的集体记忆内涵，似乎未必如霍布斯邦所声称，可能会是权威性或压迫性的效应。(11)是以，传统有其延续性，有的约定俗成，自然确立；有的却是创造、发明、建构、符码化或建制化的结果。有的传统一目了然，众所周知；有的传统则幽暗难明，必须仔细侦测，耐心摸索，才能见其面貌。有的时日久远，自成体系；有的则历史甚短，迅速形成。传统有其集体性，但有的也隐含个人意志。[6] 电影、特别是剧情片，无疑是影视文化里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形式，它也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最为蓬勃发展的叙事形式；很多时候一部成功的电影，也可被塑造成一个世代的集体记忆，(12)而一部以最近的过去为题材的剧情片，它的电影创作也将对我们既有之集体记忆，产生积极的重新省思作用。对于哈布瓦赫而言，这部电影可能展现出个人记忆与历史记忆的特定关系；对于霍布斯邦而言，他则提醒我们这个特定关系，通常可能是作用于服务既有之利益阶级。 在此，我们以美国第86届的奥斯卡金像奖(2014)的最佳影片提名之一《瞒天大布局》(American Hustle，David O.Russell，2013)为例检视之。(13)这部电影开场的字幕，开宗明义地声称本片中的一些事件确实发生，接着的138分钟里，讲述着一个改编自发生于1978年，牵涉职业骗徒受迫于联邦调查局(FBI)，共同设局引诱贪腐官员、受贿政客与黑帮集团，进而一网打尽的故事。(14)编导以紧凑的节奏展开叙述，全片情节纠结、高潮迭起，娱乐性与艺术性兼具，无疑是导演戴维·罗素继年前《帕特的幸福剧本》(The Silver Linings Playbook，2012)之后又一令人激赏佳作。电影从开始纽约地标大楼Plaza的场景，稍后市区街上的耗油大车、大西洋城的赌场、俱乐部、Disco舞厅到家庭内景摆设，以及片中人物的服饰、化妆与发型，都令人想起卡特(Jimmy Carter)总统任内时代的美国。尤其令人情不自禁地沉浸于美好的过去的是，全片随着剧情、气氛或情绪，配上所有我们熟悉的一九七零年代流行歌曲；它们也毫无疑问成功地勾起一个世代的回忆。(15)如同罗素的前作，本片最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几个鲜活生动的角色人物；他们计谋骗局的同时，彼此也尔虞我诈的利用彼此，其间还穿插着纠缠不清的三角恋情、永无止境的夫妻冲突；几条交错进行的情节，罗素以三名主要人物的内心旁白叙述，深刻地描绘他们对于发生中事件的心境变化。生动的人物、美妙的歌曲、丰富的时代人文景观、引人入胜的情节，直到混乱的事件终于平息、纷扰的人际重新各就其位的精彩故事，《瞒天大布局》几乎成就了一部流行经典。 在它如何作用于我们对于七零年代重新认知之前，《瞒天大布局》首先还是一个电影创作的实践，它之所以广泛受到好评，主要还是它可供愉悦、欣赏、玩味，乃至启发省思的价值。这部电影就其故事内容，可被归类于犯罪兼戏剧的片型，影迷们可以联想起其中从人物、情节到配乐的先前惯例。它们主要的拐骗奇谈风貌，可以是来自《刺激》(Sting，1973)以来，美国电影中老千诈骗情节的惯例；片中应用大量流行歌曲藉以营造浓厚怀旧气氛的叙述策略，(16)我们也可追溯至《大寒》(The Big Chill，1983)或《四海好家伙》(Goodfellas，1990)的著名前例；特别是史考西斯(Martin Scorsesse)包括《四海好家伙》的几部以意大利黑手党为题材的黑帮电影，《瞒天大布局》剧中来自迈阿密的义裔黑道人物，他们企业的派头、强硬的架势、凶狠的谈吐，都要来自史考西斯的黑帮类型影片。当然，除此之外，片中人物喜怒无常的起伏情绪、反复不定的人际关系、失序混乱的家庭生活，混合发酵的喜剧效果，则要是导演罗素延续前作的拿手笔触。 《瞒天大布局》展现出大部分好莱坞电影创作的特性，它们不同程度地突显自身创意之外，它们也大多能够反映出一个来自历史演进的深厚电影文化脉络。(17)如果本片的特殊性，乃是建立于它与好莱坞传统的特定联系，导演罗素的创作成就，自然也是透过这个传统脉络展现光芒。就电影之外而言，我们大致也可以有这样的观察，本片据以改编的真实事件Abscam丑闻，已经是一件历史事实，在此与片中浓烈的时代人文景观、风格化的服装、化妆与美术设计，乃至于流行歌曲共同营造的集体记忆相互衬托；重要的是电影给了我们一个崭新(创新)的角度，重返熟悉的七零年代：它对刚问世的微波炉开了一个玩笑，给Steely Dan的Dirty Works下了一个脚注，还有一个能讲一口流利阿拉伯语的黑帮角头……再就是给七零年代增添几位耍弄官员、恶整黑道、大胆妄为、行径疯狂、热爱生命，还能欣赏林布兰(Rembrandt van Rijn)画作的江湖老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