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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计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构建” “现实的社会构建”一语借自于美国社会学者彼得·伯格(Peter Berger)、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m)的同名著作，作为20世纪后期知识社会学新一代代表人物，该书作者将关于“人类活动应该产生一个物的世界这一点是怎样成为可能的”②的研究视为核心任务，这一点恰好与设计所要追问的方向完全一致。 知识社会学由德国社会哲学家舍勒(Max Scheler)最初提出，经由20世纪中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rm)等人的深化，形成富有特色的研究视域。知识社会学家眼中的“现实”已经成为不同于经典社会学的研究工具，这种“现实”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街上的“现实”，而是恰如清人章学诚所指出“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藉以见道者”的“现实”。③涂尔干曾经断言“现实是自成一体的(reality sui generis)”，④表明了知识社会学基于社会“现实”而非思想经典来研究社会的基本态度。在知识社会学的观点看来，社会具有客观的事实性，但同时也由作为“行动的主观意义群”⑤的人的行动建立起来。设计作为人的“主观意义”的表达方式，其意识取向，即投射于对象元素的“信息”组合，代表着各种层次、各种意义上的“行动的主观意义群”，因此，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设计应当被视为深深地渗入到生活与社会之中的主观构建过程。 今天的人们似乎更愿意从经济牟利的角度谈论设计的意义，但种种对“设计”存在之合法性的片面理解，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失衡，还会对经济生活内在品质的成长带来深层的伤害。事实上，设计不应只是服务于贸易需要的经营之计，不应只是作秀于市场销售的表面文章，如果不是要人为地割断社会文化的整体性关联的话，从历史到今天，设计都保持着对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生活伦理等文明结构与人文经验的全方位介入。在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中，“雕梁画栋”往往是一种建筑形式主题和人文经验主题混存的特定方式，但在现代建筑中却往往被判为炫耀性耗费而被全盘否定。但是，这些由历史经典、神圣故事、人文教谕、英雄传说组成的“画面”并非只是为了一种“装饰”的存在，而是体现出一种彼得·伯格所说的“常识世界”的“意义安排”。他将这种关系简洁地描述为：“日常生活世界不仅是一个被社会中的普通人在其主观上觉得具有意义的行为中视为理所应当的现实，它也是一个缘自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并一直被其视作是真实的世界……我们必须先来阐明日常生活中知识的基础，即主观过程(与意义)的客观化，正是通过这一过程，主体间(intersubjecyive)常识世界才得以建构而成”。⑥这种日常行为中的常识世界，是支撑着现实人群中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意义系统，构成对每个个体生命都极为宝贵的知识基础。而现代城市建设的展开，完全否定了生活建筑中这种精神基础的存在，一个意义系统的拆除给现代人带来的精神伤害，从当下频发的城市治安恶性案件中不言自明。 设计对于现实构建的介入，可以从无数的微观设计中找到证明。 前不久网络盛传一份“国民床单”帖：一位网友将损坏的耳筒搁在自家床上，拍了一张照片上传，希望向网友征询关于耳筒修复的技术，未料“耳筒”的信息未引起关注，反是作为背景的一袭床单激起热烈的网络反映。人们发现这份帖中作为背景的床单，竟然是一款久违的60年代设计，“四菜一汤”的经典花式，风格老派而样式朴素，面貌虽旧但“温度”犹存。网民们对国民床单的热议，反映出对消逝生活的追忆和岁月的重温，更折射出当下设计中某种内涵的重大失缺，于是坊间名之曰“国民床单”。 “国民床单”实际上讲述了“沉默的设计”在现实中如何构建生活的故事。看起来只是网络坊间的闲议，然而却为思考“国民设计”与消费结构的关系带来一个现实而有益的视角。如果以其与上世纪30年代德国最成功的设计案例——国民汽车“甲壳虫”相比，“国民设计”构建现实生活的重要性可以得到更为清晰的映证。 “甲壳虫”汽车本来只是上世纪30年代由保时捷公司创始人费迪南德·波尔舍(Ferdinand Porsche，1875-1951)为德国大众汽车公司设计的一款普通的紧凑型家用小型车，但因为将当时最为流行的空气动力学研究成果应用车身，且保持了对当时的德国道路最为适宜的车速预设以及对当时德国国民最为适当的生产成本，被称为“德国最经济最便宜的小轿车”，也由其小巧玲珑的形态而被驾车者爱称为“甲壳虫”，50年代时成为新兴中产阶级的首选车型，总共生产超过2100万辆，直至进入21世纪初才逐渐退出生产线。重要的是，“国民汽车”的概念，由此奠定了德国乃至欧洲“经济型”车辆生产和应用的社会基础，至今仍在注重环保的欧洲汽车消费文化中发挥着稳定基础的作用。与当下国内由于缺乏“国民车”意识而导致各种“高档车”、“豪华车”横行遍野、红尘蔽日的现实相比，我们对“设计介入现实构建”的意义会有更加切身的感受与理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