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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城也是一个有着深厚底蕴的艺术中心，新石器时代的蛋壳陶和玉器、西周至东汉的铜器、唐五代的瓷器等，其中最知名的是300多件北朝佛教石刻造像等(诸城博物馆藏)，还有当地出土的13块东汉画像石(诸城博物馆藏)，民间画工们以刀代笔，用圆转流畅、生动简洁的阴刻线条刻画出乐舞、百戏、宴饮、庖厨、六博、谒见等世俗生活，可知早在东汉，表现现实生活的绘画观念在诸城已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尚，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图二、图三]。据苏轼《狮子屏风赞》云：“润州甘露寺，有唐李卫公所留陆探微画狮子版。余自钱塘移守胶西，过而观焉。”苏轼知密州时，为纪念汉初黄老门徒盖公，在署北正中筑“盖公堂”，命画工在堂中摹写南朝陆探微名画的传本，画中的雄狮“奋髯吐舌”，并撰写了《盖公堂照壁画赞》和《盖公堂记》。这些在客观上为早年的张择端间接地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给养。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后期的密州板桥镇(今胶州市)港口，是中国北方对外贸易最重要的通商口岸，恰如北宋知密州范锷所言：“板桥濒海，东则二广、福建、淮、浙，西则东京、河北、河东三路，商贾所聚，海舶之利颛于富家大姓。”他进而提出：“广南、福建、淮、浙贾人，航海贩物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运载钱帛丝绵贸易，而象犀、乳香珍异之物，虽尝禁榷，未免欺隐。若板桥市舶法行，则海外诸物积于府库者，必倍于杭、明二州。”①由此，宋廷置密州板桥市舶司，并敕建高丽馆、修造船舶，板桥成为高丽、新罗两国最便捷的交通门户和造船重镇。板桥镇水陆商贸的繁华程度，据此一百多里地张择端不会熟视无睹[图四]。 密州文化是古代齐鲁文化十分重要的分支，自春秋至两汉，它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至东汉末年，成为经学重镇。在此基础上，于北宋形成了刻意经学、积极入仕的密州文化，苏轼的豪放派词句给密州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密州文化读经求仕的儒家传统注定了张择端的人生起点，当地注重描绘现实生活的艺术传统和诸多丰厚的文化底蕴为张择端日后改习绘画奠定了艺术基础，板桥镇大规模的水陆商贸活动无疑是张择端最初的生活积累。张择端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密州文化在北宋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金代张著称他“别成家数”的文化基因。  [图四]北宋京东东路中的诸城和板桥镇地图引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二、张择端生平考略 张择端大约出生于诸城的诗书之家。北宋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注重蒙童教育，朝廷开设了童子科，向地方吸纳十五岁以下能通经作诗赋者②。宋真宗、王安石分别著有《劝学文》，司马光作有《劝学歌》等，北宋一朝，从宗室到庶子都受到了当朝汪洙《神童诗》的影响：“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张择端在东武“幼读书”的目的无非也是为了长大“游学于京师”，成为国家所用之人才。 “游学京师”这个词在北宋有着特别的含义。英宗治平三年(1066)，知谏院司马光上疏时提到：“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诗赋论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诗赋论策。”③从中不难得出这样的递进关系：游学京师→诗赋论策→进士及第→朝廷美官。这就是说，张择端“游学于京师”的目的与参加科举考试有关。 题跋中值得注意的是，张择端是“后习绘事”。从“游学”转向“绘事”，这在宋代可谓改变了人生取向。究其原因，无非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是科场失利，其二或是因家道衰败使生活拮据，难以继续维持读书生涯。 张择端在“游学于京师”中所研习的是诗赋策论，策论亦作经义，多涉及“礼乐刑政、兵戎赋兴”等经世治国之道，从张择端故里密州文化的经学背景来看，他必定专于经学。在北宋中后期，科举考试是以“诗赋”取士、还是以“策论”取士，已经成为北宋新旧党争的焦点之一。神宗熙宁年间(1068-1085)实行王安石新法，渐渐从殿试到礼部罢诗赋、以经义取士；哲宗元祐年间(1086-1100)，废除新法，兼考经义、诗赋；徽宗朝(1101-1125)又禁考诗赋，这是大的科考变化，小的变化更是频繁有加。这种不太稳定的科场变化，为进入科举之途的学子平添了许多难以预测的不良变数。张择端是否曾经进入科场，难以查考，可以确信的是，他原先所游学的科目没有将自己导向政治舞台，而为他中途转攻绘画增加了许多文学方面的综合素养，他的《清明上河图》虽然描绘的是闾阎市井的人物活动，却无粗鄙简率之习，显露出淡淡的清雅温润之气，这就是张著称颂他“别成家数”的文化原因。张择端新的技艺特长是“工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这是当时富家乐意购藏的绘画种类，可以确保衣食无忧，如在他之前的燕文贵、高克明等描绘市井的绘画为时人所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