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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著称张择端为“翰林”，这是唐宋时期对翰林院供奉官的泛称。可知张择端在翰林院供职，许多介绍张择端的文章多将他论作是宣和年间的“翰林图画院待诏”，依据恐不足。金代张公药在跋诗里只是说他在宣和某年向内府呈交画本，没有说他是画院待诏，此系讹传也。如果张择端是翰林图画院的待诏，不会在宋代的绘画史籍里毫无踪迹。由于张择端后攻绘画，刚入画院的年纪不会小、职位不会高，当在待诏以下。还有一个可以确信的是，根据《宋史·选举志三》，进入翰林图画院是要经过一系列有关绘画的考试，张择端顺利通过了此关。 接下来就是每一个北宋末年的宫廷画家都要面临的严峻问题：金军攻入汴京城后，他们将何去何从。一部分宫廷画家逃难至临安(今浙江杭州)，最后成为南宋初年的宫廷画家，一小部分画家逃往西蜀(今四川)，另一部分宫廷画家被金军掳掠北方④，不过，金代初期的内廷容纳不了那么多原北宋宫廷的匠师，最终各自谋生。 那么，张择端属于哪一部分的宫廷画家呢？至少，他没有抵达临安，南宋邓椿《画继》、元代庄肃《画继补遗》、夏文彦《图绘宝鉴》等载录了来自宣和时期翰林图画院的画家，没有任何关于张择端的记述，如果他在临安，凭借他的界画和人物画技艺，决不会默默无闻的。 排除张择端在南宋临安的可能性，如果张择端在世，其最大的可能只有在金国了。根据张著跋文的语序，对张择端的记述不像是抄录《向氏评论图画记》的内容，否则“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之句应置于跋文之首。张著所得到的信息是《向氏评论图画记》以外的材料，或来自前辈的口传，或来自现已失传的文献。在南宋临安没有任何关于张择端的记述，相反，在金代中都(今北京)张著的跋文里留下了张择端简略的传记。至少可以确信：汴京陷于金人后，张择端没有南渡。 综上所述，张择端幼年受儒家思想影响，喜好读书，年长时到汴京备考，试图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因诸多原因未能如愿，后改习界画。他通过考试进入了翰林图画院，其艺术生涯的后期主要在徽宗朝，北宋灭亡后，他没有南渡。 三、《清明上河图》的绘制时间和早期流传史略 首先设问的是：张著何以得知该图的作者和图名？ 必定是张著看到卷首有宋徽宗赵佶按照他平常的题签习惯用瘦金书题写的图名“清明上河图”五字。至明代，该题签尚在⑤，徽宗没有题写作者之名，张著是在《向氏评论图画记》里查到了该图的作者是张择端。并得知向氏之家对该图的珍爱程度(即定为“神品”)。看来，《向氏评论图画记》是与《清明上河图》一并流入金国，著录书与该藏品同属于一个物主的可能性较大。张著题跋之后，接有金代张公药跋诗：“通衢车马正喧阗，祗是宣和第几年。当日翰林呈画本，升平风物正堪传。……”不过，张公药误认为该图绘于宣和朝。 下一个问题就是《清明上河图》绘于何时，这与《向氏评论图画记》作者的卒年密切相关。当今出现四种《清明上河图》的创作时间：1、绘于北宋初、中期；2、绘于宣和年间；3、绘于南宋；4、绘于金代。这大概是忽略了张著跋文中潜在的历史信息。 根据近人谢巍先生考，《向氏评论图画记》(一作《向氏图画记》)的作者为向宗回，他约生于庆历八年至皇祐五年(1048-1053)，卒于大观四年至政和七年(1110-1117)，享年六十二岁⑥，以太子少保致仕。谢巍先生的考证无误，可用。根据古代继承祖产的习俗，长房长子(后传长孙)负责登录祖产、保管原始帐目、族谱，乃至保管、悬挂先辈的画像。按向宗回为青州知州向经(1023-1076)的长子，确有职责著录、品第家藏书画。确定向宗回的卒年有益于推定张择端绘制《清明上河图》的下限时间。按《清明上河图》著录在《向氏评论图画记》里，那么绘制该图时间的下限本来应该定在向宗回去世之年，即政和七年(1117)，但明代李东阳在该图拖尾的跋文里提到只看见徽宗的双龙小玺，没有“政和”印，那么绘制该图的下限当在大观年间(1107-1110)。 关于绘制《清明上河图》的上限，根据其山水画的风格，显然是受到北宋李成、郭熙树石造型和皴法的影响，其绘制时间的上限当在郭熙画风产生影响之后，也就是徽宗朝初(1101)，其绘制该图的时间上、下限大约在十年之内即1101-1110年。细查《清明上河图》的绘画技艺，画家对细微之处刻画的精微地步及其娴熟程度，考虑到张择端是“后习绘事”，该图应该是画家的盛年之作，大约在四十左右，再年轻些，恐功力不达，再老些，则目力不及。 几十年来，关于《清明上河图》是否为全本，学术界和绘画界争论不休。也许早在明代就有争议了，明代苏州片中的《清明上河图》就出现了所谓的“补全本”，画家在《清明上河图》后接绘“金明池夺标”的活动。 认为《清明上河图》后面还有内容的依据是：卷尾结束得比较唐突。从整个布局来看，全卷人物活动的高潮在虹桥上下，虹桥的位置几乎在画面的二分之一处，基本上符合手卷画的中心位置。进城后的画面气氛渐趋平稳，画家在喧闹中收场是十分自然的构思结果。也有学者认为《清明上河图》卷尾树木的线条被切断，因此，一定有残缺。事实上，《清明上河图》在北宋装裱后经过多次重裱，在反复装裱时被装裱师数次切边，故造成卷尾有残缺的现象。 其实，这两幅手卷的关系已经被张著所录《向氏评论图画记》说得很清楚了：“《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可见，这是两件不同的作品，两图皆为“神品”，说明它们的艺术水平大致相当。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西湖”不是杭州的西湖，而是汴京城西北的御苑金明池，在当时俗称“西湖”。《西湖争标图》是表现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每年三月三日皇室在后苑金明池举办龙舟竞渡时的盛大场面。向氏更看重《西湖争标图》，故将它列在《清明上河图》之前，前者描绘的是皇家贵胄的游赏活动——宫俗，后者展现的是市俗百姓的日常劳作——民俗，应该是一对姊妹篇。 如果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后面还画有“西湖争标”的内容，是不可能再画一本《西湖争标图》呈上的。如此重复，于情于理皆说不通。那么，《西湖争标图》的图像是什么样的呢？可参照元代王振朋(传)《金明池夺标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图中所绘皆系北宋后期的衣冠服饰、宫俗风物等。元代与此相类似的本子有七八本之多，基本上大同小异。《西湖争标图》或该图传本的图像样式被元代王振朋及其传人所用，否则，后人无从得知北宋崇宁年间龙舟竞渡的盛况。而明代苏州片《清明上河图》“补全本”与元代王振朋的传本大相径庭，显然是明代补绘者想象出来的。 天津博物馆藏有一件署有张择端名款的《金明池争标图》册页(绢本，设色，纵28.5、横28.6厘米)，其形制和画艺难以与《清明上河图》匹敌，只是一件佚名宋画，没有经过宋徽宗内府收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