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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两类画派异同，看以偏概全的画派观 造成周先生对扬州八怪画派判断失误的原因何在？不久之前读了薛永年先生发表于2013年3月31日《人民日报》的《谈古代的画派》一文，颇有启发，摘要如下： 古代的画派，大略有两种，一种是艺术传派，另一种是地域群体。所谓艺术传派，是因师承传授和风格影响而成的画派，唯一开派者创造性的画风，引起了无数追随者的学习，主宰了这一派的风格。所谓地域群体，是因思想、风格和创作条件相近，而形成的区域艺术圈。这种群体，往往不止一名代表人物，若干代表画家的风格既有一致性，又各擅胜场。每个代表人物也都各有传派。比如，清初的娄东派，就以王时敏和王鉴为领袖。在笔墨胜于丘壑的山水画中营造精神家园，然而作风又有不同。明代的吴门派，则在师承传授的基础上，形成了地域绘画群体。 薛先生对两类画派的界定与阐述，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特别是有关地域性画派的论述，是从娄东画派、扬州八怪画派、新安画派、海上画派等形成规律中提炼出的新理论，是对古代画派观的传承与发展。对俞剑华没有完全说清楚的问题，做了重要补充。最近薛先生在和我交谈中更加明确地表示，扬州八怪就是地域画派，代表人物不是一人，是若干人。 周文中谈到， 1992年薛先生和我都曾撰文肯定他的《吴派绘画研究》 ，这也勾起我的回忆。当时这是第一部研究中国地域画派的专著，而且确实总结出了这一地域画派的形成规律。然而地域画派并不都像吴门派，因而不能将其看作绝对真理，凡不完全符合者均一概否定。其实仔细推敲周文所引几位美术史论家有关画派界定标准之说，并非完全一致。如俞剑华强调“有创始人、赞成人、继承人” ，“赞成人”之说颇独到，指同意、佐助并促成之人，似含学界与商界，值得再体味。王伯敏认为画派“一有关画学思想，二有关师承关系，三有关笔墨风格” ，突出了画学思想相近的重要性。由于俞、王、薛诸家具有宏观把握“开派” 、“风格”的历史眼光，也具有考量“师承”关系的辩证思维，因而在看待扬州八怪画派时，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而周先生则只承认他所熟悉的吴门派模式，有唯一的开派人物，以“传承关系一致”为前提的“风格相近” 。周先生未认清地域群体画派的复杂性，不与特定时代的历史情境相联系，不综合考察其思想倾向、审美取向和艺术风格，因而得出相反的结论。 周先生以偏概全的画派观，还表现在对“并称画坛的名家”的理解上。他将“吴门四家” 、“金陵八家” 、“扬州八怪”等一起列为以地方命名的“并称画坛的名家” 。其实并不一样。吴门四家专指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四家，而扬州八怪却并非确指哪八个人，各种说法加起来多达15家。如众所知， “八怪”之“八”并非数词，当地方言中形容人丑叫“丑八怪” ，形容事出意外叫“蹊跷八怪” 。我的故乡高邮紧邻扬州之北，也是如此说法。我理解“八”是言其程度，八怪有很怪、非常怪之意。《说文解字》 ：“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 ”因而八又可引申为与众不同之意。说白了，“扬州八怪”就是“扬州一群很怪异的画家” 。周先生将八怪之“八”视同吴门四家之“四”一样的数词，显然不对。“金陵八家”也很复杂，究竟哪八家，前人有8种说法，加起来竟多达19家。奇怪的是19家之中竟没有被龚贤称为“逸品”的石谿、程正揆。这一现象足以表明前人“金陵八家”之说缺乏权威性和可信性，有必要从新的视角予以重新认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林树中先生和我在内的一些史论家出于多方面思考，开展对“清初金陵画派”的探究。 要而言之，地域画派的形态并不单一。有的地域画派只有一位开派者，如吴门派，此种地域画派近似画家传派。有的地域画派则有多名代表人物，他们的风格既有一致性，又各擅胜场，各有传人。扬州八怪是这类地域画派的代表，其后的海派、京派、岭南派、长安画派、新金陵画派也有类似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地域画派的传承关系必然比较复杂，是多线而不是单线。正是出于这些认识，我提出认定地域画派的三个要素：相近的艺术思想和艺术主张，相近的艺术渊源和艺术风格，高水平的领军人物和骨干成员。这几点是对20世纪公认度较大的几个画派所进行理论概括，未必完善。期望学界多一些心平气和的对话、交流与争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