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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理由很简单，王维“雪中芭蕉”画的是实景，在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下，比如广东曲江，雪地的芭蕉不生凋零，红蕉正值花季，沈括、释惠洪的诧异是见闻不广所致(18)。问题是袁安不在岭外，身处洛阳，如何解释“雪中芭蕉”同他的关联呢？历史上，洛阳或者北方地区是否出现过“雪中芭蕉”生成的气候条件呢？这是必须要澄清的两个问题。先看第二个问题。根据已有的历史和考古材料，我国近五千年的气候是有变迁的。我们可以回溯一下东汉到北宋的气候变化情况。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19)曾经指出：我国在东汉初期有过几次冬天严寒，但冷期不长，张衡《南都赋》的“穰橙邓橘”句表明，河南南部邓县种植橙子和橘树十分普遍，三国时代寒冷气候再次降临；待到7世纪中期，气候变得和暖，唐长安城内的梅树和柑橘能结果实，但是到了11世纪，华北已不知有梅，12世纪时，寒冷气候也流行于华南和西南地区。可见，东汉后期和唐五代是两个气候比较温暖的时期。芭蕉是古人重要的庭院观赏植物，喜欢温暖湿润的气候，只能抵挡4℃的最低温度(20)。比较之下，柑橘能够忍耐的最低温是-8℃，梅树是-14℃，远远超出了芭蕉的耐寒能力。北地的芭蕉不可能像柑橘、梅树那样露天地越过寒冷的冬季，需要移入地窖躲避寒冬，即便是在气候相对暖和的两个时期(21)。初唐骆宾王《陪润州薛司空(功)丹徒桂明府游招隐寺》(22)提到了“红蕉腊月花”之句，这样，“雪中芭蕉”的北界可以推至长江下游的镇江，距离洛阳尚远。气候背景既然明了，袁安又为何会与“雪中芭蕉”的图像牵扯上关系呢？其实，袁安卧雪的地点虽然是在洛阳，但是画者王维的游历见识却相当广博。开元二十八年(740)，王维出任殿中侍御史，是年冬天知南选，前往岭南选拔人才，翌年春，自岭南北归(23)。南选是唐王朝选拔地方官吏的一种政策，始于高宗上元二年(675)，当时因岭南五管、黔中等地选任的士人不称职，中央政府遣派郎官、御史去往当地再作补选(24)。岭南遴选官员的场所是在广西桂林，而王维正是在这里待了一个冬季，“雪中芭蕉”很可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实景。沈括本的《袁安卧雪图》不传，但画面中应该有一个“树下人物”的组合图像。通常的情况下，这一图像里的树木是作为人物的背景出现的，树的种类不受限制，能够随意地替换。例如南京西善桥南朝大墓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模印砖画，高士身后的树种略有差异，或为银杏，或为柳树、槐树；同样的题材，唐末孙位《高逸图》则换成了芭蕉，“芭蕉人物”只是“树下人物”图式的一个变体。较早的“芭蕉人物”图像出现于北魏孝子石棺，其左侧棺板刻画有“孝子蔡顺”故事(25)，蔡顺因惧怕火灾祸及母亲的棺柩而号啕大哭，他迎面处就有一株芭蕉，十分醒目。大概是由于气候的原因，“芭蕉人物”在唐五代的绘画中开始大量出现，如敦煌莫高窟内的经变壁画、陕西长安兴教寺唐石刻线画“捣练图”、日本正仓院珍藏的螺钿紫檀五弦琵琶中的“骑射图”、内蒙古宝山二号辽墓的“寄锦图”等，至今这一图像仍有沿用。这就是说，王维对“芭蕉人物”图式并不陌生，“袁安卧雪”以芭蕉为故实背景是合乎情理的，何况雪中的芭蕉极入画境。故尔，王维的《袁安卧雪图》应当是他岭南南选之后的作品，时间要晚于740年。 理清了上述的关系，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转移到“雪中芭蕉”画意的讨论上来。应该看到，“雪中芭蕉”是《袁安卧雪图》里的场景，其画意只能够从袁安的身上求得。王维提过袁安的文献只有一处，那就是《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诗曰： 寒更传晓箭，清镜览衰颜。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闲。借问袁安舍，翛然尚闭关。(26) 这是一首雪诗，“衰颜”二字说明此时的王维已经年迈。第二、三句写雪景，用风竹声、寂静巷道和空旷庭院来彰显雪势，不直言雪。末句点睛，方忆胡居士卧雪，将他比作袁安，想象其超然世外的胸襟。胡居士和袁安之间应该有着某种共通的东西，除了卧雪，还会有什么呢？王维晚年同道友胡居士交往密切，他另外有两首诗写到了胡氏，分别是《胡居士卧病遗米因赠》(27)和《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28)。前一首述说了诗人救济贫穷的胡居士；后首诗是讲自己和胡居士都生病了，于是借此机会向学人宣讲佛理，有点维摩诘示疾说法的味道(29)。《与胡居士》中的“战胜不谋食，理齐甘负薪”一句意思即是，胡生以佛道战胜了追求富贵的欲望，学佛与隐居事理相同，隐居躬耕也是在修行。显然，胡居士是陋巷中的一位隐者。袁安呢？他的确是东汉的贤吏忠臣，不过在文人这里还有另一个身份——隐士。最重要的证据是陶潜的《咏贫士七首》(30)，此诗作于他归田之初，隐居的生活想必艰难，因而要歌咏古代贫士以坚其志。全诗有着完整的构思，首章点题，次章自咏，下五章依次颂扬贫士荣启期、黔娄、袁安、张仲蔚和黄子廉。第五章是写袁安的，文云： 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见钱入，即日弃其官。刍藁有常温，采莒足朝餐。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至德冠邦闾，清节映西关。 这段诗文先抑后扬，前两句将袁安和阮公一正一反作了对比，随后又写袁氏困苦的处境，以“所惧非饥寒”一笔带出了“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的主旨：袁生所贵者高洁之节操。 由此可见，袁安和胡居士都是因为隐逸而致家贫，但是士人的铮铮骨气却能使之勘破富贵，超脱常人的见地。“雪中芭蕉”也不能单纯地视为袁安僵卧的自然环境，芭蕉本是速朽的植物，遇到寒冷的空气极易衰败，然而王维笔下的芭蕉一反常态，其傲视寒冬的气节实与袁安相通。王维《袁安卧雪图》里的“雪中芭蕉”是袁安文人隐逸思想的极好诠释。 行文的最后，我们还想重新检讨一下沈括、释惠洪等人看待王维“雪中芭蕉”的见解。沈括的言论，前文有过征引，他在佐证“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以形器求得”的观点时用了欧阳修的《盘车图》诗，“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31)。《盘车图》是杨之美收藏的古画，梅尧臣题跋在前，之后是欧阳氏的唱和诗，他认为古画不在形，贵在意，在冥想体悟上画与诗是互通的，诗能够较好地传达画外之意，梅诗就是一个好例子。沈括的援引揭示了北宋画坛的新倾向：绘画同诗的边界开始模糊，诗论影响到了画论。这种新倾向在惠洪关于“雪中芭蕉”的论述中仍然延续未改，《冷斋夜话》卷四“诗忌”条兹引如下： 众人之诗，例无精彩，其气夺也。夫气之夺人，百种禁忌，诗亦如之。曰富贵中不得言贫贱事，少壮中不得言衰老事，康强中不得言疾病死亡事，脱或言之，谓之诗谶，谓之无气，是大不然。诗者，妙观逸想之所寓也，岂可以绳墨限哉！如王维作画雪中芭蕉，诗眼见之，知其神情寄寓于物；俗论则讥以为不知寒暑。荆公方大拜，贺客盈门，忽点墨书其壁曰：“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坡在儋耳作诗曰：“平生万事足，但欠惟一死。”岂可与世俗论哉。予尝与客论至此，而客不然吾论。予作诗自志其略曰：“东坡醉墨浩琳琅，千首空馀万丈光。雪里芭蕉失寒暑，眼中骐骥略玄黄。”(32) 毋庸赘言，王维的“雪中芭蕉”是在诗法理论的脉络里受到关注的。惠洪考虑的是如何解决那些违背“妙观逸想”写作规律的诗忌，为此给出了三个启示，即“雪中芭蕉”、王安石拜相和苏轼遭贬海南的诗句。安石荣登宰辅时便有投老空门的归隐志向，不类世俗的名利之心，体现的恰恰是他政治改革的雄心和魄力；东坡跌落人生的谷底发出了“但欠惟一死”的感慨，看似与他人畏惧死亡、避之唯恐不及的心理相抵触，但表露的是自己不同凡俗的豁达胸襟。后二首诗示颇耐人寻味，反常而合道，“雪中芭蕉”也正是因为具备了这样的特点才会被惠洪拈出来。早在惠洪之前，苏轼就提出了“反常合道”的诗法理念，并对柳宗元的《渔翁》诗有过精辟的评论： 柳子厚诗曰：“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东坡云：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之，此诗有奇趣。其尾两句，虽不必亦可。(33) 东坡说的“奇趣”是柳诗的中间两句，细细品味之，“烟消日出不见人”尤言无人，而“欸乃一声山水绿”则有人的声音，柳子厚的话前后发生了矛盾，但空寂的意境却油然而生。苏子瞻对于“反常合道”的兴趣不只是驻足于诗文，还将它挪用到了绘画的创作上。他擅长画枯木竹石之类的题材，其笔下的枯木多似龙蛇扭曲之状，与自然界中的树木形态差异很大。米芾说“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34)，实是真赏。苏东坡把内心的情感放在奇奇怪怪的枯木里，与王维借用雪地芭蕉说出袁安的隐逸情怀都是“反常合道”的绘画构思。回望画史，王维的“雪中芭蕉”在北宋后期被发掘出来，同苏轼等人的文人画创作理论密不可分，诗画关系是文人画论的重要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