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丹托围绕“艺术终结”这一命题,在欧美各地作了大量演讲。《艺术的终结之后》一书,主要由这些演讲的内容构成。丹托认为,艺术终结于上世纪60年代,以1964年4月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28 –1987)的纽约个展为标志。在这部书中,丹托提到,自己曾在慕尼黑作过一次“艺术终结之后的30年”的讲座,一位欧洲女生提问说,在她看来更具标志性的年份是1968年,她不清楚丹托为何如此看重1964年[1]。于是,丹托对她解释了1964年对于美国人的重要性,这一年意味着社会生活各领域的“解放”,波普艺术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不过,1964年前后的丹托,还没有把波普艺术与艺术的终结联系到一起。在一次访谈中,丹托回忆说,20世纪50年代末,他已是一位成功的木刻家,受德国表现主义木刻的影响,同时崇敬抽象表现主义阵营中的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 1904 –1997)和克莱因(Franz Kline,1910 –1962),“那时候,成为一位艺术家,类似于成为一位诗人”,[2]最让他动心的,是用艺术表现人生的诗意与深度。1961年,已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终身教职的丹托,到法国南部撰写他的第一部专著《分析性的历史哲学》(或译《历史的分析哲学》),过完圣诞节到图书馆查资料时,实际上已是1962年初,偶然在《艺术新闻》杂志中看到了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1923-1997)的作品《吻》。这一卡通画式的作品,在当时的丹托看来根本不是艺术,如果这是艺术,那么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艺术了。他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一个新的艺术时代就要开始了。(图4-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