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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隋唐俗乐大曲在其发展中受到人文诸要素的影响，由此促成其庞大结构、繁复音乐内容、层次分明逻辑之形成。经过本文的考察，发现其历史形成线索轨迹、人文因素的影响程度，其中人在其发展中的倡导、推崇，文化环境在审美思想等社会思想的影响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考索对全面认识隋唐俗乐大曲音乐构成及历史发展大有裨益。 关 键 词：俗乐/中国古代音乐体裁/音乐美学/政治家/音乐社会学 作者简介：王安潮(1975-)，男，安徽淮南人，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中国音乐史，安徽 芜湖 241000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577(2011)04-0001-09 在俗乐大曲的发展问题上，陈秉义认为有以下因素对大曲在唐代的发展起了作用：唐朝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大曲；各族音乐的融合为大曲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唐代统治者实行的佛、道、儒“三教并重”的方针也为大曲曲调和形式的形成提供了条件[1]。 唐代大曲兴盛，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的发展使国力增强，开明的政策包容各方学说，帝王的参与吸引了大臣、学士、乐工的参与，使大曲创编蔚然成风。确实，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高宗的“永徽之治”，到玄宗时的“开元盛世”，国力大增，为文艺的繁荣创造了条件。但除了陈文中所言的原由外，尚有更为具体人文、音乐诸因素推动着唐大曲的发展至鼎盛，唐大曲的发展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本文将在此方面上作更细致、具体的探究。 一、政治家对隋唐俗乐大曲的影响 隋唐时期的政治家，尤其是帝王们喜爱大曲这一艺术形式并积极地参与到大曲的创编中是大曲获得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1.隋炀帝 隋炀帝时，虽自谦不懂音律，但为清商大曲之“艳”段所吸引，令白明达以此创作新的作品。 《隋书》卷十五对这一事件记曰：“炀帝大制艳篇，辞极淫绮。令乐工白明达造新声，创《万岁乐》、《藏钩乐》、《七夕相逢乐》、《投壶乐》、《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觞》、《神仙留客》、《掷砖续命》、《斗鸡子》、《斗白草》、《泛龙舟》、《还旧宫》、《长乐花》、《十二时》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断绝。帝悦之无已。”[2] 《旧唐书·音乐志二》也说：“《泛龙舟》是隋炀帝江都宫作。”[3] 炀帝所造的“《斗白草》、《泛龙舟》”等大曲在崔令钦的《教坊记》中还有记载，足见这些大曲在崔令钦时代的教坊中还在使用。由此可见，隋炀帝积极地参与了大曲的创作，而其乐于“造新声”的思想推动了大曲特别注意运用新的音乐素材和手法来进行创作，这也成为此后大曲创作的重要潮流。 2.唐太宗 唐太宗是一位颇知音律的封建帝王，在其为秦王时，就在破敌阵刘武周后军中传唱《破阵乐》的歌谣咏其英武善战。在他成为君王时，即命吕才、魏征等乐师、文官进行大规模的改编，将《破阵乐》发展为五十余遍的大型乐舞，还亲自参与创编《破阵乐舞图》，这段史料被《旧唐书·音乐志》所记载①。这首在唐朝不同时期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大曲，在唐大曲的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 《功成庆善乐》是唐太宗参与创作的又一部大曲，后来被称之为《九功》之舞，由吕才接诏“御制”，表演有孩童八佾的规模②。它是为赞唐太宗降生之所而创作的③，反映出太宗秉承先祖“功成作乐”的传统，也彰显出他文德治理天下的思想转变。 唐太宗承认音乐的教化作用，但不认为音乐对政治的决定作用。在谈到陈朝遗乐清乐大曲《玉树后庭花》时，他反对御史大夫杜淹的“亡国之曲”的说法，而同意魏征“乐在人和，不由音调”的主张④。这些思想对唐大曲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它从意识形态领域肯定了大曲等音乐的政治作用和艺术魅力；其次又把大曲置于一个相对宽松的艺术空间去发展，政治无端干预的成分少了，艺术的生命力旺了。 唐太宗在唐大曲创作指导思想和内容上对当时的大曲创作进行了真正地参与，倡导正确的作乐传统和承袭旧乐的制度来为其“文治”天下的政治统治服务，这些事关大曲前途的重要举措推动了清乐大曲在唐时的传播、发展。 3.唐高宗 唐高宗是太宗之后又一位通晓音律的帝王，他传播了太宗时期的大曲，如对《破阵乐》、《庆善乐》的沿袭与发展，如《旧唐书》卷三十二记述他于显庆元年正月(656)改《破阵乐舞》为《神功破阵乐》，发扬“武功平天下”的思想。 高宗还亲自参与新制大曲的创编，如在他主持下于永徽六年(656)创作的《一戎大定乐》，并在军营中教习此舞用于鼓舞即将出征的军士，还诏令大臣们去观赏此作⑤。 高宗还创作了《春莺啭》这一远播海外的唐代大曲，此事见《教坊记》所载：“高宗晓声律，闻风叶鸟声，皆蹈以应节。尝晨坐，闻莺声，命乐工白明达写之为《春莺啭》，后亦为舞曲。”[4] 由此可见，高宗在传播、创编唐大曲方面延续太宗的制乐思想，在行动上更为积极地参与到艺术创作中，身体力行地为创作提供素材和具体方法，其贡献可以明辨。 4.武则天 武则天在发展清商大曲、唐初所创大曲方面也作了一定的贡献。《旧唐书》卷三十三载，武太后之时，清商诸曲犹有三十七曲。《旧唐书·音乐志二》卷载：“《清乐》者，南朝旧乐也。永嘉之乱，五都沦覆，遗声旧制，散落江左。宋、梁之间，南朝文物，号为最盛；人谣国俗，亦世有新声。后魏孝文、宣武，用师淮、汉，收其所获南音，谓之《清商乐》。随平陈，因置清商署，总谓之《清乐》。武太后之时，犹有六十三曲，今其辞存者，有…《玉树后庭花》、《堂堂》、《泛龙舟》等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时歌》四首，合三十七首。”[3] 此外，她保护和发展了太宗、高宗时创作的《破阵乐》、《庆善乐》、《上元乐》等大曲，将其置于雅乐中，谓之“三大乐舞”。还参与创编了《天授乐》、《鸟歌万岁乐》等新曲⑥。她以开阔的胸襟吸纳沿革旧乐，积极的态度参与创制新曲，为唐大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5.唐玄宗 唐玄宗是在唐大曲方面做出贡献最大的帝王，表现在他参与创作的大曲数量最多，作品的艺术性最高、影响范围更广，他还在梨园中设立法部，极大地发展了法曲。 《乐府诗集》卷五十三记载，在唐玄宗“开元盛世”年间，产生了很多大曲，并且已经有了“文武”之舞类的区别：“开元(713-741)中，又有《凉州》、《绿腰》、《苏合香》、《屈柘枝》、《团乱旋》、《甘州》、《回波乐》、《兰陵王》、《春莺啭》、《半社渠》、《借席乌夜啼》之属，谓之软舞。《大祁》、《阿连》、《剑器》、《胡旋》、《胡腾》、《阿辽》、《柘枝》、《拂菻》、《大渭州》、《达摩支》之属，谓之健舞。”[5]这些大曲多数为玄宗参与过的新创曲目。如《碧鸡漫志》云：“《凉州》乃天宝乐曲。”《明皇杂录》亦云：“上初自巴蜀回，夜来乘月登楼，命妃侍者红桃歌《凉州》，即妃所制，上亲御玉笛为倚楼曲，曲罢无不感泣。因广其曲，传于人间。”《柘枝》初见于崔令钦的《教坊记》，令钦为玄宗时人，由此知《柘枝》为玄宗时教坊大曲。 玄宗时最著名的大曲《霓裳羽衣曲》，它是开元中西凉府节度杨敬述进献后，玄宗参与创编而成的⑦。后世者对这一大曲记载颇多，如《旧唐书》卷二百载：“(王)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维尤长五言诗。书画特臻其妙，笔踪措思，参于造化；而创意经图，即有所缺，如山水平远，云峰石色，绝迹天机，非绘者之所及也。人有得《奏乐图》，不知其名，维视之曰：‘《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好事者集乐工按之，一无差，咸服其精思。”[3]由此文献可知《霓裳》的影响面之广。由于这一作品多与唐玄宗和杨贵妃有关，所以，正史中少有记载。但唐诗、笔记、文学性的作品中有关它的记载很多。《碧鸡漫志》云：“《霓裳羽衣曲》，说者多异。予断之曰，西凉创作，明皇润色，又为易美名。刘梦得诗云：‘开元天子万事足。惟惜当年光景促。三乡陌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仙心从此在瑶池。三清八景相追随。天上忽乘白云去，世间空有秋风词。’”[6] 唐玄宗不仅在唐大曲创作、发展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还推动唐大曲在结构、规模、表演上发展至鼎盛时期。如他极大地发展“边地大曲”《凉州》、《伊州》、《甘州》、《霓裳》等乐曲的结构，使它们从边地的短小乐曲发展为结构长大、可演数日的歌舞大曲。他利用宫廷乐人多、财力厚的优势发展了大曲奢华的表演，在表演时甚至引进了大象等实景实物的形式。他还亲自领导梨园弟子表演大曲，甚至叫他的宠妃杨贵妃参与到大曲的表演中，如杨贵妃就很擅长跳《霓裳》、《春莺啭》等“软舞”类大曲，并与侍女将该大曲发展为双人舞等多种表演形式。由上可见，唐玄宗在大曲这一体裁的发展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6.其他政客 鉴于如上的唐朝皇帝对大曲这一艺术体裁倾注了太多的关爱，作为臣子的下官们自然会趋炎附势，讨好上层。于是，各方官吏为讨好帝王皆而竞相选送音乐去进献，如：上面所述的开元中西凉府节度杨敬述进献的创作《霓裳羽衣曲》为素材的《婆罗门》；贞元三年四月(788，德宗时期)，河东节度使马燧所献的《定难曲》。贞元十二年十二月(797)，昭义军节度使王虔休所献的《继天诞圣乐》。贞元十六年正月(801)，南诏异牟寻所作的《奉圣乐舞》，因韦皋以进。贞元十八年正月(803)，骠国王来献本国乐。[3] 由上可见，唐朝时期，上层统治阶层对大曲创编的喜爱或热衷，在指导思想上为大曲发展拓展了足够的空间，促进了大曲在音乐创作、舞蹈创编、表演形式等各方面的快速发展，而唐朝帝王们对大曲的追逐，加速了大曲在艺术的综合美方面获得了“巨制”的发展。致使大曲在唐玄宗时期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达到了大曲艺术的巅峰时期，所以说，唐朝最高统治阶层对唐大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