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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族之乐、民间音乐对隋唐俗乐大曲的贡献 唐朝以前，大曲已有一定的发展，但唐时的大曲得到快速的发展还与外族音乐的进入有很大的关系。 唐朝时期胡乐和少数民族音乐得到了同等地位，这些情况我们可以从唐十部乐、二部伎的设置上看出，雅、胡、俗诸乐获得快速的融合，这一民族大融合的良好文化背景下，大曲获得了“造新声”的多种素材。此外，西方传来的佛教及其音乐、内地承袭的道教及其音乐、儒家思想及其音乐观等获得了同等的地位，佛乐和道乐也渗入到宫廷音乐中。这些为大曲的发展注入了音乐元素的动因，苏祗婆的五旦七调龟兹乐调启发了祖孝孙“杂用吴、楚之音，多涉胡戎之伎”、“斟酌南北，考以古音”，制十二和雅乐和“八十四调理论”。道教音乐风格特别被运用于梨园“法曲”之中，产生了一系列著名的大曲，如《霓裳》、《春莺啭》等。 在大曲的创作中，除了从边关搜取素材外，还根据实际创作的需要，融进了俗乐或外族音乐(胡乐)的元素，如“《破阵乐》以下，皆擂大鼓”：大鼓进入宫廷宴飨音乐是胡、俗乐进入大曲的体现；“《倾杯乐曲》，奋首鼓尾，纵横应节”：这里强调了节奏的突出地位，说明“繁音促节”的郑卫之声在宫廷得到了肯定，打击乐器“鼓”的作用被得以强调；唐时的边地大曲很多，如《凉州》、《甘州》等；这时的边关都督或节度使乐于寻得乐曲进献皇帝以求“龙颜大悦”，而加官晋爵，如杨敬述进献的《婆罗门》于玄宗，由此产生的《霓裳》；贞元十六年(801)，南诏异牟寻所作的《奉圣乐舞》让韦皋进献；贞元十八年(803)，骠国王来献的《骠国乐》等。这些“奇异”的外族音乐满足了猎奇和开放情怀的唐朝皇帝，而这些音乐为创作优秀的唐大曲提供了素材，发展了唐大曲的音乐风格的多样性，而不同于以往宫廷宴飨音乐的单一风格。 由此可见，新的音乐素材和新的音乐风格的加入，使唐大曲获得了音乐创作的素材，也使表演更趋华美，增添了异域风情。唐大曲因胡、俗乐的新颖和灵活多变的表演形式而获得了发展的动因，而雅、胡、俗诸乐的融合为大曲综合艺术美的呈现提供了必要条件。 三、文人对隋唐俗乐大曲的贡献 文学与音乐一直以来紧密相连，作为同为时间艺术[7]的两个个体，始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协同发展。文人对唐大曲的发展也至关重要。首先，他们参与了大曲的歌辞创作；其次，他们以自己的生花妙笔宣传、传播了大曲，让大曲走出宫廷，传入民间；再次，他们记录、保存了大曲的信息，让后世的人们了解当时大曲的创作、演出、影响的资料。 唐诗是唐代文人创作的时代体裁，其中记载了大量唐大曲信息。如《霓裳》一曲在唐诗中就有九十余篇予以记载⑧。其中白居易的《霓裳羽衣歌》不仅描写了大曲的演出盛况，还更为重要地记述了大曲的结构框架，诗云：繁音急节十二遍，唳鹤曲终长引声。[8]其他如，郑愚《津阳门诗注》对《霓裳》的来源有所记载；[8]元微之《法曲》诗云：“明皇度曲多新态，宛转浸淫易沈著。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号天乐。”[8]王建辞云：“弟子部中留一色，听风听水作《霓裳》。”[8]；刘禹锡诗云：“三乡陌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8]另外，还有其它笔记体的文学作品如《碧鸡漫志》、《乐府诗集》、《教坊记》、《明皇杂录》等涉及了《霓裳》大曲的记载和传播。可以说，《霓裳》等大曲如果没有文人的参与，它决不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也正是他们的参与刺激了大曲的创作，致其走向繁盛。 另外一例要举大曲《凉州》。《全唐诗》涉及《凉州》内容的诗篇共87首，参与的诗人有45位⑨，在数字上仅仅少于涉及《霓裳》内容的诗篇先后有王之涣(688-742)、孟浩然(689-740)、李颀(690-751)、王昌龄(约698-约756)等，较晚的有花蕊夫人(约883-926)已经是五代时期的诗人了，这些诗的跨越年代有200多年，《凉州》的流行几乎贯穿唐朝中晚期和五代，足见它的影响广泛。如：元稹诗：“逡巡大遍《凉州》彻，色色龟兹轰录续。”[8]张祜诗：“春风南内百花时，道调《凉州》急遍吹。”[8] 由于《霓裳》、《凉州》两首作品参与评说的文人众多，致使其影响致远。 其它描写《伊州》大曲的，如陈陶的“歌是《伊州》第三遍，唱著右丞征戍词。”[8]王建的“求首管弦声款逐，侧商调里唱《伊州》”[8]等。从这两首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右丞相曾经为《伊州》大曲的第三遍写过以征戍为内容的歌辞；《伊州》大曲是在侧商调上演奏演唱的。白居易诗云：“法曲法曲歌《堂堂》”，“《六么》《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8]从白氏的诗中，我们了解到《堂堂》是一部法曲中的重要作品，大曲《六么》《水调》在当时非常流行等情况。 还有不计其数的文人参与了大曲歌辞的填写、创作。如《旧唐书·列传》(卷二百)记载有玄宗度曲后请李白填新词，很快就创作出十余章乐府新词：“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乐府诗集》中留有唐时的文人们参与大曲新词创作的残篇，如《水调》十一叠，前五叠为歌，后六叠为入破。其歌，第五叠五言调，声最为怨切。《凉州》“歌”三遍，“排遍”两遍。《大和》为五遍，最后一遍为“彻”。《伊州》“歌”五遍，“破”五遍。《陆州》“歌”三遍，“排遍”四遍。《石州》“歌”一遍。⑩ 在题材风格上，也有很多的文人进行了记述。如白居易的诗《法曲》(《全唐诗》卷四百二十六之二)：“法曲法曲歌大定，积德重熙有馀庆。永徽之人舞而咏，法曲法曲舞霓裳。政和世理音洋洋，开元之人乐且康。法曲法曲歌堂堂，堂堂之庆垂无疆。中宗肃宗复鸿业，唐祚中兴万万叶。法曲法曲合夷歌，夷声邪乱华声和。以乱干和天宝末，明年胡尘犯宫阙。乃知法曲本华风，苟能审音与政通。一从胡曲相参错，不辨兴衰与哀乐。愿求牙旷正华音，不令夷夏相交侵。”[8]从这首诗中我们了解了唐朝“法曲”的代表曲目、风格、表现的内容和主题等“法曲”信息。 由此可见，唐时文人不仅在传播、宣传唐大曲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很多文人还参与了大曲的创编，这对提高大曲的高雅化、宫廷化具有推动作用。同时由于文人们的记述，使大曲不仅成为当时不能亲见大曲演出的普通民众了解大曲的重要媒介，也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唐大曲音乐史料，对大曲的发展、沿革、传承起了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