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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马克思主义” 二战以后，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普遍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感到不满，老一辈学者的相继离世使马克思主义艺术研究出现了后继乏人的状况。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新艺术史”的出现，艺术社会学方法再次受到重视，人们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原则，出现了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新马克思主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艺术研究的区别在于他们对社会经济因素与艺术现象关系的看法。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家用决定论的观点看待艺术发展，把艺术看成是社会经济力量的消极产物；而社会艺术史家反对这种模式，将历史不仅看成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且是文化和智力关注的结果。此外，在“新马克思主义”中间，学者们不再坚持单一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而是将其和女性主义、符号学等等其他方法结合起来，因此艺术研究出现了多元化倾向，研究手法更加灵活多样。“新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家集中对艺术产生的特定历史环境进行分析，他们拒绝用统一或单一原因解释艺术现象。在他们的研究中，艺术品的社会根源得到更加具体的确定，代表人物有斯维塔娜·阿尔佩斯和T.J.克拉克。 斯维塔娜·阿尔佩斯(Svetlana Alpers，1936— )1957年本科毕业于美国莱特克利夫学院，1965年从哈佛大学获得艺术史博士学位，1965—1998年任职于柏克利加州大学艺术史系。1986年获加州大学杰出教学奖，2009年被授予伦敦大学考陶尔德艺术研究院名誉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有《描述的艺术：十七世纪荷兰艺术》(1983)，《伦勃朗的事业：画室与市场》(1988)，《堤埃波罗和绘画才智》(1994)，《造就鲁本斯》(1995)，《艺术的苦恼：委拉斯开兹和其他画家》(2005)等。阿尔佩斯主要研究17世纪荷兰艺术，她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图像学、女性主义等方法结合起来的新型学者。虽然并非一位多产学者，由于阿尔佩斯总是致力于研究富有争议的问题，她的著作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在《伦勃朗的事业：画室与市场》一书中，她对伦勃朗和阿姆斯特丹艺术市场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考察。在阿尔佩斯看来，17世纪的荷兰艺术家和艺术庇护人之间已经建立起正常的关系。然而，伦勃朗是个例外，他没有服从这一系统。相反，他把自己的绘画商品化了，把赞助人在商务活动中使用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运用到自己的艺术事业中，使自己的作品成了一种货币，并经常用它还贷。按照阿尔佩斯的观点，这种手法和荷兰商人在郁金香或房地产上的投机精神是一致的，这与伦勃朗为债权人而不是赞助人作画的意愿也是一致的。这样，伦勃朗以市场价值对待他的作品，也就是以资本主义方式对待艺术，而不是以赞助人与艺术家的关系对待艺术。阿尔佩斯以伦勃朗《亚里士多德与荷马胸像》一画为例，向人们展示了伦勃朗如何在作品中将颜料变成金子。她写道：“伦勃朗描绘了处于公共关系中的金钱，比如，犹大归还银币；耶稣基督将换钱币者赶出神庙……葡萄园丁的寓言……或许间接地，一群公司经理的肖像。”[4]112 阿尔佩斯对伦勃朗《换钱币者》(图5)一画的解读采用了同样的方法。作品描绘了一位换钱币者拿着钱币在烛光下观看，画面背景是由烛光照亮的书本、纸张和钱袋。阿尔佩斯否定了基督徒把这一形象解读为《圣经》里的富人，在她看来，这是伦勃朗爱好钱币收藏的反映。她引用了马克思《资本论》里的一段话：“只有当资本人格化时才能使资本家变得令人尊敬。这样，他和守财奴一样享有对自我财富的绝对冲动。”在阿尔佩斯对伦勃朗的解读中，她对社会、经济环境重要性的坚持无疑深化了人们对伦勃朗作品的理解，她把商务活动引进伦勃朗的个人事业的手法，提供了理解艺术家人格的新视角。 T.J.克拉克(Timothy J.Clark，1943— )早年就读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1964年以荣誉学位本科毕业。1973年获得伦敦大学考陶尔德艺术研究院艺术史博士学位。曾任职于美国艾赛克斯大学、洛杉矶加州大学、哈佛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1991年获得美国艺术学院联盟杰出教学成果奖。2006年获梅伦杰出成就奖。主要著作者有《人民形象——古斯塔夫·库尔贝和1848年革命》(1973)，《绝对资产阶级：1848—1851年法国艺术家和政治》(1973)，《现代生活的描绘》(1985)，《与一种观念再见》(1999)，《受折磨的权力》(2005)，《新战争时代的资本与景观》(2008)等。克拉克1973年出版的两本著作——《人民形象——古斯塔夫·库尔贝和1848年革命》和《绝对资产阶级：1848—1851年法国艺术家和政治》由他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书中，克拉克写道，不是用非历史的范畴解释艺术现象，艺术史必须注意艺术家、艺术作品和机构之间的社会关系，注意政治争论和经济冲突的关系[5]9。在运用社会学方法从经济角度考察艺术现象时，克拉克避免像豪塞尔、安塔尔那样对阶级、意识形态和艺术的关系进行一般假设，而是关注艺术家的生活环境以及相关的历史、社会现象，避免过分强调艺术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应关系。克拉克声称，他的研究在于“发现机械反映图像背后隐藏着何种具体的变化，弄清‘背景’如何变成‘前景’；不是发现形式和内容的类似，而是发现二者的真实、复杂关系。”[5]80-81他用自己的阐释证明，“新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不同。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把艺术风格(如自然主义)与中产阶级价值观联系起来的地方，他瞄准了更具历史独特性的对象。 在关于库尔贝研究中，克拉克对艺术家的意图及其社会背景进行了仔细的重构，广泛引用了批评家对库尔贝作品的评论。如讨论《打石工》(图6)这一作品时，克拉克强调了画中劳动者的形象。在他看来，画中的劳动者形象展示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变得木然和僵硬”。这使库尔贝在巴黎的观众深感不安。在1848年法国大革命之后，巴黎社会充满了阶级焦虑，资产阶级身份受到了来自贵族和无产者的双重威胁，“因为不仅仅存在一种阶级斗争。”[5] 又如对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图7)这一作品的分析，克拉克向人们展示了历史事件如何演变成艺术形象。在克拉克看来，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是有关革命事件的开创性描绘，这一作品在后来大量的复制品中得到广泛流传。在1830年7月28日的起义中，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加入了这场革命。面中的每一个形象都可以按照阶级身份加以界定：自由女神的图像志起源是隐喻性的，她是一位人民的女神；前景中的五个人物有四个是下层人士。克拉克写道：“下层中产阶级的出现是现代艺术的主要情景之一”。他把现代主义运动的发展与巴黎生活状况的改变，如林荫大道的修建，百货公司的开业，工厂的不断地出现联系在一起。 克拉克相信没有任何艺术能造成生产方式的革命。在新近著作《与一种观念再见：现代主义的历史插曲》(1999)一书中，他认为，毕加索的立体主义作品没有能够展示出前后一致性，虽然它们在艺术手法的发明、对传统图绘语言的批评方面是伟大的，但它们代表着前卫艺术试图改变世界意愿的失败。众所周知，毕加索和库尔贝一样不仅同情革命，而且加入了法国共产党。正如有学者指出，毕加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用于拼贴的报纸，“一半用于提供反战信息，另外四分之一是对自杀、谋杀、蓄意破坏的可怕描述。伴随最为黑色的幽默，它们描述一个病态的资产阶级世界走向疯狂。”[6]121 马克思主义方法是从社会环境角度研究艺术的方法，既然任何艺术都不能脱离产生它的社会环境，马克思主义方法就必然会成为艺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之一。两方“新艺术史”思潮中“新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方法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一)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初是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时期，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大多源于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的德国、匈牙利，但最终和马克思本人一样被迫离开德国，分散到世界各地，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移居英国。英国作为空想社会主义的诞生地，在思想领域存在着与马克思主义相吻合的潮流，它的政治气候和地理位置使它聚集了为数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家。二战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进入低潮，老一辈传统马克思主义学者相继离世，马克思主义艺术研究也进入了低谷。但是七八十年代随着“新艺术史”的兴起，人们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方法，出现了“新马克思主义”学派。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运用于阐释艺术的时候，普遍采用了自上而下套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则的方法。安塔尔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模式解释佛罗伦萨艺术发展的状况：通过对佛罗伦萨绘画行业的考察，说明资产阶级导致了艺术中的人文主义倾向；通过对乔托职业生涯的追踪，说明乔托运用了资本主义企业模式经营艺术事业；通过对马萨乔的写实风格和金泰尔的宫廷风格的分析比较，说明不同风格产生于不同社会的经济结构，受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他的论证由丰富的材料作支撑，绝大部分令人信服，然而在讨论风格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时，存在着机械、生硬的倾向。豪塞尔同样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将风格主义内容与形式的脱离比附成工人与劳动产品的脱离，认为马萨乔的宏伟自然主义、反哥特式简洁，戈左里艺术的丰富风格特征和波提切利的心理学敏感代表着中产阶级从脆弱上升到真正金钱贵族的三个不同阶段。他的假设——僵硬、等级化和保守主义的艺术风格为贵族社会所偏爱，而自然主义的艺术倾向反映了城市中产阶级的思想状态，存在着牵强、生硬解释的现象，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 (三)传统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艺术研究的区别在于前者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艺术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这一立场，因此研究中不免带有机械论色彩。“新马克思主义”公开声称不再坚持这一原则，他们相信艺术可以对抗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发展出颠覆当时意识形态的艺术形式，社会艺术史研究可以不涉及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一般理论，而不是像传统马克思主义学者那样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经济结构进行一般推论。如阿尔佩斯探讨了伦勃朗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从事艺术事业，以市场价值对待自己的作品。她对于社会经济因素在艺术家职业生漄中的作用的探讨，深化了人们对伦勃朗的理解。T.J.克拉克用实证方法对艺术家的创作意图及其作品的社会背景进行了仔细的重构。如《打石工》和当时巴黎社会观众的关系，《自由引导人民》与下层资产阶级的关系，等等。此外，“新马克思主义”者将女性主义、图像学、符号学等方法结合到自己的研究中，不再使用单一的原则解释艺术现象，手法灵活多样，使之成了一种综合性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