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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既是我们的状态，又是我们的行为”——艺术作品中真理的时间性及其兴发 因而，由此进行推导，席勒在第25封信之中最为杰出的贡献在于——对理性活动与审美活动作为一种内时间意识过程的主体与对象之间构成关系进行了卓著的划分。 一方面，从两者之间的共同性来看，都是主客不分离的活动，比如在科学活动中，科学家的注意力是始终指向科研对象的；在审美活动之中，审美主体的注意力是始终指向艺术作品的；而且，在这一主体始终指向客体的行为处坐之中，两者都会引发或者滋生出相应的“感觉”，诸如欣喜、神秘、兴奋等等，但是这些“感觉”在两者身上的表现与状态确实判然有别。席勒说，当我们认识真理的时候，所要追求的最高目标是绝对的客观，而且往往是抽象的纯客体，不再保留任何来自于主体的局限，不掺杂任何被动性的成分，因而能够保持一种纯粹的自主性，即科学活动的目的在于通过主客不分的科研过程，最终获得纯粹的客观而抽象的真理。但是最为一种科研活动，席勒认为：“即便是从最高的抽象也有返回感性世界的道路，因为思想会触动内在的感觉，对逻辑和道德的一体性的意象会转化为一种感性的和谐一致的感情。”[1](P132)正如我们阅读李白的《静夜思》一样，一种流畅的美感也会油然而生。 另一方面，从理性活动与审美活动的区别来看，席勒认为：“当我们为认识而快乐时，我们非常精确地把我们的意象同我们的感觉区别开来，我们把后者看作是某种偶然的东西，完全丢开它，认识也不至因此消失，真理也不会不是真理。”这意味着理性活动比如科学活动在其内时间意识的构成之中，虽然会出现诸如热情、痴迷、枯燥等等情感体验，但是科学家却要在科研活动之中始终保持科研对象的绝对客观、冷静与中立。正如海德格尔在分析科学活动的时间性构成时所言：“在理论性行为中，我定向于某个东西，但我并不(作为理论自我)向这个或者那个世界性的东西而生。”[3](P12)这也就是说，比如在科学活动中的存在的“热情”既是科学家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动力，也会贯穿于科研活动之中，但是这个“热情”却不会渗透进科学的客观真理之中并在其中得到体现。 但是，对于审美活动而言却绝对不是这样，席勒认为——“如果想要把对感觉功能的这种关系同对美的意象分离开来，那将是一桩徒劳的事情。”[1](P133)就席勒此后的论述来看，他是把审美活动视为一个兴发着的、且奠基于特定艺术作品的独特结构之上的构成，也就是说，只有我们在阅读李白的《静夜思》之时，那种特定的美感才会流畅地绽放出来，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那些流畅的美感是在这首诗的那20个字所组成的特殊组织之上，才得以奠基的。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字词被更改、增减，都会在根本上把好作品变成坏作品，把美的感受变成丑的感受。而且，席勒指出了在审美活动之中主体与对象之间的特殊构成关系，他说：“仅仅把这个看作那个的结果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把这两者同时看作结果和原因，它们互为因果。”[1](P133)从这句话来看，其“互为因果”的表述显得较为含糊，其实席勒所想表达的真正意思是——审美活动是一个审美主体“始终—指向”审美对象的兴发性过程。在其中，“时间性”的体现就在于，其一，审美主体“始终—指向”审美对象，这意味着特定的美感或者审美活动只能奠基于特定的审美对象，而且在审美活动开启与持存的过程之中，主体与对象或者客体是一种不能分开或者分离的关系，“始终”正是时间性的体现。其二，审美过程之所以是一个审美主体“始终指向”审美对象的过程，原因就在于审美主体受到审美对象的吸引，而且是一种流畅的、持续性的兴发式过程，这既体现了审美主体的主动性，又体现出那种迷人的、陶醉的被动性。 因而，席勒从“主动”与“被动”的角度，在理性活动与审美活动之间进行了对比，他说：“当我们因认识而感到快乐时，我们就毫不费力地分辨出从主动到被动的转移，并且清楚地看到后者开始，前者消失。相反，当我们因美而感到赏心悦目时，我们就分辨不出主动与被动之间的这种更替，在这里反思与情感完全交织在一起，以至使我们以为直接感觉到了形式。”[1](P133)可以看出，其中的语言充满了或者弥漫着来自“时间性”的色彩，对于理性活动而言，当“快乐”开始并持续的时候，那么，自足自立的科学真理等等本身就不在场了，这一“快乐”所指向的只是探究科学真理的行为。对于审美活动而言，就完全不存在这种“先后”之别，“直接感觉到了形式”更是直接意味着——在审美活动兴发式的过程之中，审美主体“始终指向”审美对象，这正是一种在主观时间意义之上的、主客之间的“同时性”状态——那就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的“既不先，又不后”的构成状态。因此，席勒认为，一方面，从审美主体的主动性来看，艺术作品对于我们来说固然是对象，因为我们明白地知晓审美活动是我们主动且自觉的一种价值寻求，以至于我们常常说：我们在欣赏艺术作品，我们是审美生活的主体，等等，这就是席勒所说的“观赏”或者“反思”，这意味着审美主体必须具备相应的审美能力，才会对相应的艺术作品进行欣赏与把握；而另一方面，从审美主体的被动性来看，席勒认为，一个审美活动之所以产生还因为审美对象强烈地吸引着我们，而且其“形式”所起的作用就是既激发、开启我们的美感，又使这种美感限定于一定的视域之内，而且在这种审美过程之中，既有审美主体的积极作用，同时，审美主体又会被改变与提高，正像席勒所言，发达的美感能够移风易俗，这正是美育活动的功能与本性所在。 因而，席勒认为，审美生活作为人类游戏活动之中的最佳选择，其基本的构成特性是主客不分的，当然，科学活动、道德活动、宗教活动作为一种活动本身的构成特性同样是主客不分的，但是，显然，席勒又深入一步指出——审美生活作为一种内时间意识是奠基于特定的对象——即形式之上的，其根本的特性是兴发着的，而且，是一种奠基于特定的艺术作品的形式或者结构之上的内时间意识，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主体始终把对象保持为冷静、中立、客观的关系。正如他所说：“因此，美固然是形式，因为我们观赏它，但它同时又是生活，因为我们感觉它。总之，一句话，美既是我们的状态又是我们的行为。”[1](P133)在此，席勒不仅指出了审美活动或者审美生活是美学研究的唯一的、也是最高的对象，而且更指出了审美活动作为一种行为或者作为个体生活史中的一个历史事件的整体性。这种审美活动一旦发生，我们就要力图保持住其原貌，尤其是保持住其构成状态。 (责任编辑：admin) |